發紅包這檔子事，一直以為是新加坡、澳門發得，我們發不得的。有人大代表提出“全國人民每人發一千”時，多數人也只是當笑話聽聽。一是因為咱們人口太多，二是因為咱們財政不寬裕。所以，當看到東莞真要發千元大紅包時，不由得心頭一震：難道這紅包，咱們也是發得的？

　　廣東東莞市在24日召開的全市領導干部會議上傳出消息，東莞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紅包，以減輕CPI上漲給市民造成的影響。發放標準為每人1000元。紅包還有個專用名字——“臨時生活補貼”。(《南方日報》6月25日)

　　雖然，對于新東莞人是否應該被惠濟還有爭議；雖然，因為統計“低保邊緣戶”甚至導致了糾紛打架事件，但瑕不掩瑜，我們還是應該繞過這些雜音，關注根本性的問題：給低收入群體發紅包，是個怎樣的政策？在其他地區有沒有可復制性？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派發紅包的思路，是不是我們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之外，一個很好的替補措施？
　　當地官員稱，“此舉獲得廣泛關注和好評”。好評本身，便體現了一種民意——一種對社會底層生活增加財政幫扶的訴求。長期以來，多數地區的低保水平是非常低的，在物價攀升、通貨膨脹的背景下，低水平的低保很難維持基本生活。很多地方政府，即便財政收入連年增加，但這工程那項目，花錢的地方太多，在提高低保水平、增強社會福利保障方面，邁的步子都很小，即便隔兩年提一點，也只是十塊二十塊的提。整體而言，低收入人群承受了很重的生活壓力，并有進一步加重的趨勢。
　　基于這個現狀，政府財政增加“保底”工作是大勢所趨，也是民心所想。中央政府也提出，要讓基層老百姓共享改革開放的發展成果。最好的辦法是什么？當然是把這種“增加”通過制度性安排固定下來。比如，將地方GDP增長水平與用在社會福利保障上的資金掛鉤，建立“遞漲”機制。只要經濟增長，福利水平就要隨之增，避免地方財政水平連年翻番，社保水平連年踏步——在物價上漲面前，這種“穩定”實際上等于退步。再比如，建立地方人均收入水平與“低保線”的相關聯系，以科學的方式，而不是拍腦袋的辦法，決定一個地區的低保線，避免“一刀切”。這些，才是最靠譜最科學的辦法。
　　相比而言，直接給低收入人群發紅包，有兩個最大的不確定性：一是發不發不確定，更多取決于地方領導的態度。領導沒態度，即便經濟水平、生活成本都較高的地區，也未見低保水平有多高。二是所能起的作用不確定。一次性發錢，看起來轟轟烈烈，熱熱鬧鬧，但只能是短期作用，長期怎么辦，下一次“發紅包”又是何時，誰也拿不準。所以說，直接發紅包盡管是個辦法，是物價上漲時期為底層民眾減輕壓力的好措施，卻并不是最佳，充其量是個次優選擇。
　　一個政府，既要善于把握民意，通過臨時措施為民眾解燃眉之急，更要善于用穩固的制度機制，讓民眾免去長期的“后顧之憂”。某種程度上講，東莞“發紅包”如同一個行為藝術，刺激了其他地區的政府與人民，這種刺激背后是怎樣的民意訴求？又如何保障其發揮持久的效力，同樣需要被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