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最難回答的問題恐怕是“高油價”，它讓擅長于長期價值分析的學者們備覺無奈，讓精通于短線操盤技術的投資家們暈頭轉向。

　　造成這種“混沌”局面的原因主要來自于3個方面：首先，高油價的形成機理和以往不同，錯綜復雜，很難用單一的商品供需短缺、市場壟斷、投機操作、油價補貼或經濟周期等理由來讓人信服；其次，采取對策的少數國家（比如中國等）很難立刻收到或期待能得到立竿見影的油價下跌效果；第三，中國對外依存的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不全的資本市場環境，很難判斷取消油價補貼的政策改革——不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利空或是利多都顯得論據實足。
　　不管怎樣，大家普遍認為，高油價和環境破壞等全球問題一樣，僅僅是一種令人擔心的災難“前兆”之一，如果對它的形成機理，在全球范圍內沒有做充分的研究和足夠的重視，那么，它必然會從另外一個渠道，或以另外一種方式，從某個國家或地區的“損失”，演變成世界經濟不可抗拒的“硬著陸”。也就是“多米諾效應”——借助經濟全球化的相互依賴通道，讓災難從發達國家波及到發展中國家，也可以從發展中國家滲透到發達國家。
　　這樣判斷或“假說”來自于下面的一個邏輯推斷：經濟全球化的負面效果導致世界經濟失衡，引發全球流動性過剩，從而造成活躍的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脫節，以及貨幣政策的不對稱和國際協調機制的失靈，進一步導致世界經濟動蕩加劇。
　　具體而言，經濟全球化在為全世界創造越來越多的財富和提高越來越強大的經濟效率的同時，我們忽視了它也存在巨大的“負”外部性。世界經濟失衡就是最典型的不良后果，“入不敷出”的風險與日俱增。
　　在世界經濟失衡的環境下，流動性過剩的“單邊”放大機制和實體經濟周期的“雙邊”調整機制變得越來越不吻合，這使得各個主權國家為了保證自己國家經濟的穩定性，不斷地去強化自己的貨幣政策，以沖銷匯率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以及金融衍生品市場等過度的波動。結果，在金融創新加快的過程中，政策干預的這種正面效果會變得越來越弱，反而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推波助瀾的“幫兇”效應，使流動性過剩及其影響變得越來越大。
　　而金融創新活動的加速，確實在世界經濟失衡的環境下，為一部分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控制風險工具，但同時，它又為另一部分人放大世界經濟失衡所造成的各種風險（近年來，套息交易和杠桿交易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猖獗盛行，主要是因為金融創新活動的高漲使得這些投機戰略的交易成本大大下降，而風險轉嫁能力卻在大大提高）。從美國次貸危機，就能看到金融創新“雙刃劍”的兩面寒光。
　　由于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和增長路徑等的巨大差異，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世界經濟失衡的問題，以及金融創新在世界經濟失衡環境下，放大流動性過剩的規模及其影響的問題，各國之間無法產生由激勵相容帶來的高效率政策協調機制。
　　也就是說，全球經濟失衡的風險仍不斷積累，人們卻難言合作。惟一能做的，就是提醒自己，不能成為這場“大地震”的第一個殉難者。
　　事實上，高油價只不過是全球風險積累的某一個“前兆”（高油價挺過去了，還可能出現其他形式的價格泡沫）。單靠中國單方面取消油價補貼的做法，并不能解決高油價形成的本質問題（雖然中國原油的消費近期在全球范圍內增長最快，但美國卻是當今原油最大的消費國，而且原油的對外依存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只不過這一舉措可能減少中國方面風險承擔的規模，提高市場運行機制的效率。
　　說到底，中國取消油價補貼的政策，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世界經濟失衡的狀況，也無法減少全球流動性過剩的程度，以及遏制高風險環境下追求高收益的投資者進行金融創新的強大欲望，當然也就無法遏制機構投機者放大流動性過剩的“尋租”行為。除非相關國家互相積極溝通信息，互相合作，采取“對稱”的綜合干預措施和共同的監管模式，否則，風險分擔的“公平性”就無法達到。到頭來，誰能從全球經濟“地震”中幸存，就要看各自“經濟結構”的承受力了。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金融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