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離開北京赴美國出席第四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美談判的議題跟過去相比，并沒有太大的改變，還是人民幣匯率、金融市場開放、石油價格的高企以及保持兩國金融穩定的相互協作。但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激烈度和優先級正在弱化。保爾森表示，中國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對美元升值20%，這值得贊賞，希望人民幣匯率能加快升值。

　　相反，關于世界性通脹形勢的關注和警惕正在上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強硬地表示，如果通脹進一步惡化，將很快采取加息的做法。
　　之前，市面上泛濫那種所謂“美國賴帳論”，其實是異常膚淺的言論。“美國賴帳論”的核心觀點是，美國可以肆無忌憚地進行美元貶值，惡意賴帳而不受到任何約束。美元貶值的基礎性動因是因為美國龐大的貿易赤字無法持續，美國需要刺激出口來進行平衡，這需要美元貶值。但如果再跌，美元會處于一個“拋售臨界點”，美國的通脹問題將快速惡化，而通脹將促使美聯儲加息，使美元走強。經濟學家Laurence.Ball在其著名論文《Has Globalization Changed Inflation?》中表示，美國通脹的發生機制還是貨幣供應量問題。在格林斯潘時代，盡管美國對外貿易中產生大量逆差，外部世界“吸”走了美國剛剛印刷的美元或者已經流通的美元，使得美國的通脹率看起來很低，而外部世界則會變得很高，因為它們的貨幣量增多了。這是一種傳統的“通脹漂移論”：通脹沒有消失，它只不過去了別的國家，殘酷的是，美國為了縮小逆差而產生美元的貶值的沖動，這使得外部的美元會不斷加緊“趕”回來(拋售到美國)，高通脹也會回到美國。美聯儲不得不將通脹作為首要目標，來抵制這種危險的繼續。
　　在面對中國降低通脹的問題上，外部世界和國內一些經濟部門推薦的主流方案是“大規模升值”。例如上游的經濟部門如石化鋼鐵，它們當然希望鐵礦石的進口價能夠在匯率升值下變得便宜一些，同時希望央行繼續保持低利率。
　　大規模升值方案的蠱惑之處在于，通過升值來減少貿易順差，降低外匯占款對基本貨幣的貢獻度，進而降低貨幣數量(M2指標)。必須承認，2004年以后，外匯占款余額對基礎貨幣的占比保持在55%以上，2008年可能將會回落一些。但那種基礎貨幣所產生的貨幣乘數放大并非是靜態和穩定的(一般意義上，基礎貨幣是通過乘數來擴張和收縮整個經濟體系的總貨幣量的)，這就意味著外匯占款的確擴張了基礎貨幣，但并不是導致通脹的最基本動力。
　　這其實很簡單，就像美聯儲不久前為了“解決”次貸危機的流動性問題，猛烈地擴張基礎貨幣，提高流動性的水平，但對美國來說，并沒有帶來M2的高速飆升，因為對于經濟主體來說，資產價格下滑、投資不確定性增加、悲觀預期上升，使得他們缺乏動機進行投資，銀行也對放貸異常謹慎(阿克洛夫在《宏觀經濟學中遺漏的動機》闡述了這種“動機哲學”)。實際上，基礎貨幣的乘數性被抑制了。正是沒有微觀主體的“動機”帶來的信貸沖動，使得M2和通脹的水平并沒有強烈上升。
　　這一例子證明了，信貸是造成通脹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占款。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上升是可以通過準備金和央票回籠政策來控制的，但信貸的控制(加息和對上游的信貸嚴厲控制)卻是要突破一些經濟勢力的阻力才能達到目的。這也是盡管中國的月度貿易順差衰減，但5月份的M2增幅又從17%飆升到18.1%以上的原因。信貸是通脹的關鍵環節，加息是控制通脹的關鍵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