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上調后，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7.5％的歷史高位。

　　從國內視角看，此次存款準備金率上調主要著眼點似乎在于“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但在筆者看來，短期通脹指標的階段性變化和經濟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并不會對央行政策連續性產生任何干擾，央行此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于控制長期通脹具有不容小視的重要作用。
　　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不僅是中國緊縮貨幣政策的重要信號顯示，也是新興經濟體共同抵御通脹風險的標志之一。在6月7日中國宣布調升存款準備金率之前，歐美貨幣政策趨向發生了重要轉變。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和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幾乎同時表達了通脹上行的不安，兩大貨幣區均可能在下半年調高利率。
　　與此同時，作為新興市場另一代表的印度，其通脹指標已經觸及44個月高點，市場普遍預期印度央行將于8月之前上調利率或準備金率。毫無疑問，次貸危機之后全球通脹在美元貶值、國際貨幣體系紊亂、卡特爾組織力量增強等因素的作用下已經成為威脅世界經濟穩健復蘇的頭號風險，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均流露出緊縮跡象之時，中國適時的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作為緊縮貨幣政策的重要延續，充分表明了中國在自然災害發生之后依舊緊盯長期通脹的政策取向。
　　從歷史數據分析，中國的從緊貨幣政策延續性和獨立性的保持對于全球物價穩定而言至關重要。1980年至2007年的28年間，全球通脹率在3.50％至37.47％間波動，平均通脹率為13.28％，其中，發達國家通脹率在1.39％和12.94％間波動，平均為4.07％，而發展中國家通脹率在5.38％和127.59％間波動，平均為33.87％。不能否認，發展中國家通脹惡化構成了全球通脹惡化的主要原因，而中國的緊縮貨幣政策趨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重要表率，將對全球通脹預期控制起到重要作用。
　　從政策工具選擇看，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相對減小了上調基準利率的必要性，這實際上避免了人民幣匯率由于利差變化而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值得注意的是，5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從100.23較大幅度上升至102.75，“對美升值，對非美貶值”的不對稱結構也轉變為更大范圍的全面升值，如此背景之下，提高利率可能性的降低將減小人民幣升值預期，一定程度削弱國際投機資本流入的動力。跨境資本流入的激勵減小對于控制長期通脹顯然不無裨益，畢竟剛剛發生的越南危機就已經表明，國際資本流入的失控很可能會對發展中國家的物價穩定形成致命打擊。
　　當然，控制通脹是一個系統工程，央行后續政策搭配的使用更需要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