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媒體上撰文指出，核銷無力償還貸款彰顯了銀行業的社會責任。我們知道，銀監會是國務院領導的金融管理機關，是行政機關，不是企業法人。他的這個通知，可以說，是為配合抗震救災而作的一個政治動員而已。而且，國內絕大部分銀行又是國有商業銀行，雖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關鍵時刻還是政府的一個口袋，呆賬最后仍由國家埋單。此外，銀行形成的呆賬，是按照《金融企業呆賬核銷管理辦法》來依法進行。按照該法，呆賬的核銷，目的是為了防范經營風險，提高資產質量，促進金融企業穩健經營和健康發展。

　　盡管不能否認，銀行業為此做出了犧牲，但若要說是一種社會責任，有些不妥。可想而之，一旦國家為此買單，或者多發紙幣，或者用外匯儲備填補漏洞，或者拿國家財政來補貼缺口，花的都是全國人民的錢。據了解，在一些保險公司開展的業務中，除了部分人壽類保險將地震納入保險責任，大多數財產類保險都將地震作為責任免除條款之一。我想，災區人民的財產毫無保障，銀行業也有損失，正折射出了保險市場的重大缺陷，進而，我們的整個救災體系也值得反思。
　　在中國，一直以來，政府和軍隊在救災中都擔當著主導作用。在“統一領導、分組負責、條塊結合、屬地管理”的原則指導下，中國傳統的救災模式有著很強的國家動員能力，也非常注重國家層面的總體協調，行動迅速，說一不二。銀監會一聲令下，各大商業銀行就沒有敢反對的。這是西方救災體系難以比擬的。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中之一，就是政府直接干預經濟，會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市場信息，也使政府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相比之下，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在災情控制和災后重建上，則有著我們所沒有的優勢。
　　除了各種民間慈善組織和政府的援助基金外，西方國家民眾的投保比例普遍較高。他們的災害救助機制，一般都是以“保險”為核心，所有災害所造成的各種損失，幾乎都由保險公司理賠，這大大減輕了政府負擔，也加強了災區的自我造血功能。
　　例如，美國政府在1938年立法就成立了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其重要目的就是“防洪救災、減災”。根據相關法律，聯邦農作物保險公司不以盈利為目的，提供政策性保險。損失發生后，農戶自保25％，公司賠償75％，并且，通過立法明確農業保險各種計劃的性質、經營形式和管理體制，實現農戶自愿參加農業保險和強制性參加農業保險相結合。美國災害救助機制還非常重視“貸款”和“非貨幣化”服務。一方面，對受災民眾提供低利貸款，另一方面，由政府部門和民間組織提供非常多的心理咨詢、再就業服務等。
　　目前，我們還是一種政府包辦型的救災體系，政府事無巨細包攬救災的全過程，長期擔當救火隊的角色。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民間所掌握的資源越來越多，我們應該放松對市場機制和非政府組織的管制，通過制度設計，充分發揮保險公司、社會團體在救災中的作用。我國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家，公共救災雖然是一種政府行為，但救災、抗災同樣可以有市場行為參與。因此，應該讓政府、企業按各自的規律和職能運作，構造一個包含政府、災害保險和民間組織在內的合理分工、彼此配合、與市場內在運行機理相吻合的救災、減災的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