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允許各地按照本地消費水準制訂不同的起征點，同時將個稅起征點與重要產品的價格掛鉤。這樣立法資源不會無謂浪費，民眾的生活水準不會產生實質下降。

　　個人所得稅是體現公平的稅種，其征收既有二次分配的含義，也體現了一定社會階段的消費水準。
　　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4月27日呼吁再次上調個稅起征點。這個呼吁出自于原稅務官員之口，說明對個稅起征點是否體現了公平與消費水準，業內存在異議。（4月28日《北京晨報》）事實上，個人所得稅從1600元上升到2000元時，已經有人提出標準過低，將不得不在短期內再次調整。
　　對于個人所得稅一直存在不少爭議，最近兩年調整的頻率和速度體現了經濟的變遷速度。然而，即便調高到2000元，仍然眾口難調，許善達的話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觀點，在月度CPI達到8%時，如果將起征點固定在2000元，對月薪在2000元的低收入群體并不公平，這樣的收入水準在大城市只能維持起碼的溫飽。并且如果工薪階層成為承擔個人所得稅的主體部分，而缺乏對其他財產性收入的監管，不綜合考量家庭收入狀況，是不夠公平的。
　　頻繁改變個稅起征點是對行政、法律資源的浪費。作為一個大稅種，如果動輒由人大常委會動議聽證，以全國“一刀切”的方式，進行整體的上升或者下降，一則社會成本過高，二則無法體現出消費水準的升降，三則沒有體現出各地市場的不同消費水準。
　　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將個人所得稅與CPI掛鉤，建立動態的指數化體系。在個稅制度成熟的國家，個稅起征點早已與物價漲幅等經濟指標掛鉤，實現指數化、動態化調整。如德國，個稅起征點每年都要做一次微調，以保障公眾收入不受影響。而美國等國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標準，是隨納稅人家庭結構及個人情況的不同而不同。
　　這樣的征稅方式，對稅務機關的征稅能力是極大考驗。
　　實行指數化征稅體系，將分類與綜合稅制統一考量，既可兼顧公平原則，又可減少行政、法律資源的浪費，是必經的發展過程。目前的問題不在個稅指數化，這方面社會已經達成基本共識，人們屢屢聽到的相關部門的理由，是目前的征稅技術無法滿足指數化的要求。
　　在經濟發展、財富分配模式發生深刻變化之后，在稅收爭議的背后，也可以看到有關部門行政能力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現實。
　　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征稅成本之高遠超過國際標準，按照《中國稅務報》的數據，我國征稅成本已從1993年的3.12%上升到目前的5%～6%。而美國的征稅成本僅為0.58%，新加坡為0.95%，澳大利亞為1.07%，日本為1.13%，英國為1.76%。二是財政部有關人士明確告知，目前還難以做到起征點指數化。這說明我國的統計水準、誠信體系的建設、計算機化都存在障礙。
　　人們可以理解“新興加轉軌”的稅務成本，但有關部門應致力于減少征稅成本，并在此基礎上，將每年稅收體系建設的進展公之于眾，以形成透明行政下的硬性監督機制。目前可以采取的辦法，是允許各地按照本地消費水準制訂不同的起征點，同時將個稅起征點與重要產品的價格掛鉤。這樣既可以使稅收法治原則得到尊重，立法資源不會無謂浪費，民眾的生活水準不會產生實質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