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一些人大代表提出了要為網絡立法,認為我國對互聯網的立法目前還是空白,雖然有數十個類似《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的規章,但這些管理型的部門規章難以應對復雜的、發展迅速的網絡違法行為。他們認為這些規章對網絡違法犯罪基本上沒有專門界定,立法遠遠滯后于網絡時代。
在“艷照門”照片網絡大肆傳播的季節,在各種計算機病毒層出不窮的年代,在網絡游戲、網絡憤青、網絡追殺令越來越影響現實生活的當下,網絡立法須提上日程。問題是,網絡立法應明確主體？
網絡是一個大的江湖。在這個江湖里,任何人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由于這樣的原因,要想通過立法保證網絡世界里的公共利益,就只能以平等、公開、民主等普世價值為立法的基本準則。那種由主管部門單獨立法、由主管部門的附屬利益機構扮演關鍵角色的立法方式難以保證法律的公正。如果在網絡世界里仍然要如此行為,那么毫無疑問,網絡立法將走向歧途。
網絡立法誰來立,是一個不能規避的問題。隨著中國網絡事業的不斷發展,網民的成熟度越來越高,民間智慧在網絡領域越來越積極地迸發出來。在總書記、總理也上網的情況下,中國社會的主流人群、精英階層基本上都進入了網絡,他們中間也有許多人在熱心地參與網絡規則的建制。由于網絡所具備的前所未有的交互性、平等性等特性,如果開門立法,網民中具備立法能力、立法意愿的人群必然將充分貢獻自己的智慧,并藉網絡這一平臺對各種立法方案激辯,從而達到一個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封閉立法、部門立法,所導致的必將是利益集團的坐大。在這種立法狀態下,原子化的網友個體在與網絡運營商、網絡管理者的博弈中處于天然的劣勢,他們的聲音會被有意無意地屏蔽,或者被選擇性利用。即便打著為網民服務的旗號,也有可能在實際運行中被利益集團左右,從而損害網民利益。曾經發生的以征稅為主要內容的房價調控措施,就是某些部門打著降低房價的旗號進行的,最后的結果是房價愈發高企,房奴負擔愈發沉重,房地產商愈發坐擁暴利。
網絡立法又是一場機會。畢竟,網絡領域還是一個新生的領域,只要給予網民機會,相信網民的理性、建設性與智慧,通過一定的立法參與規則,一個新的立法實踐或許就可誕生。如果要立一個最能代表時代精神、現代意識與最廣大人民利益的法律,這不正是當前所遇到的最好機會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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