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行"零起點"(即使一分錢的存款，只要有利息，就必須交納利息稅)、"一刀切"(無論存款多少，均按同一比例征收利息稅)的利息稅征收制度下，窮人實際上更容易"受傷"，而所謂的"調節收入差距"也很可能是"逆向"的---"劫貧"而非"劫富"。

　　“目前約70%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在30%的人手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利息稅的征收對居民收入差距起到了一定的調節作用”，針對2007年兩會代表委員提出設置利息稅起征點或實行累進稅率的建議，財政部日前做出上述表示。(《上海證券報》2月22日)

　　以“有利調節收入差距”為由對現行利息稅征收制度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并借此反對針對利息稅的改革，一直以來都是有關部門所堅持的。不得不說，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及相應的不滿日漸濃厚的當下，這樣一個理由，確實顯得很有底氣。但事實果真如此嗎，筆者以為，是非常值得懷疑的。
　　“70%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在30%的人手中”，言下之意顯然是，更多的存款以及相應更多的利息收入，主要均是出自有錢的富人，因此，征收利息稅主要的作用在于“劫富”、“調節收入差距”。但細加琢磨，就不難發現這種分析思路其實是似是而非的。
　　生活常識告訴我們，作為居民貧富差距的具體見證，“儲蓄存款”既非唯一、更非全部指標，在“儲蓄存款”之外，還有許多非存款的其他居民金融資產，如有價證券等等，而在金融資產之外，又還有更多非金融性居民財產，比如房產、生產性固定資產、耐用消費品(汽車)等等。有數據顯示，在目前我國城市居民所擁有的財產中，房產占據最為重要的地位、比重高達64.39%，而其次才是包括存款在內的金融資產。
　　關于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其實不難獲得非常直觀的感受———真正的富人，他們的“富”，其實既不僅僅也不主要體現在存款上，而更多體現在諸如房產、店鋪、汽車、證券之類的財產上。換言之，真正的富人，并不會主要把錢都存在銀行里，通過存款來體現并增值他的財富。相反，倒是那些收入微薄、財產有限，時常不得不為生計(住房、教育、疾病、養老等等)擔憂的窮人或一般社會階層群體，由于生活保障能力的貧弱、對未來預期的不穩定，才更傾向于把不多的收入存進銀行，以備不時之需。
　　這種背景下，僅憑“70%的居民儲蓄存款集中在30%的人手中”便推斷，這些存款者均是富人，無疑并不準確，而據此強調從中“調節收入差距”的合理性，顯然也是缺乏充分說服力———或許恰恰相反，正由于窮人更傾向于存款，并且往往是把自己最主要的財產都存進銀行，在現行“零起點”(即使一分錢的存款，只要有利息，就必須交納利息稅)、“一刀切”(無論存款多少，均按同一比例征收利息稅)的利息稅征收制度下，窮人實際上更容易“受傷”，而所謂的“調節收入差距”也很可能是“逆向”的———“劫貧”而非“劫富”。
　　另一個必須看到的利息稅征收事實是，作為“個人所得稅”組成部分的“利息稅”，其征收的邏輯前提顯然必須是“所得”，這也就是說，有“所得”才應納稅。但現在的問題是，在時下的銀行利率水平和物價狀況下，儲蓄存款有真正實質意義上的“所得”嗎？眾所周知，雖然去年央行幾次加息，但銀行年利率仍然只有4.14%，而2007年全年CPI上漲4.8%(今年1月更是高達7.1%)，這意味著，依目前利率和物價水平，居民放在銀行里的存款實際上是縮水的———只有“所失”，沒有“所得”。既如此，那么對一份并不存在的“所得”征稅，除了“增加了財政收入”，也實在讓人看不出其具有多少“調節收入差距”的正面和積極價值———無論現實性還是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