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退保潮，又見這讓人憂傷的一幕：天剛放亮，近百人緊緊地擠在一起，排在社保基金服務中心大廳的門口，這些深圳打工者都是來辦理退保的。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自從服務大廳2003年開始辦公以來，每年春節前這里都會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來退保的農民工，曾經發號達到4000多人一天。

　　這不只是農民工的目光短淺，更不是因為未肯居安思危。不能轉移的養老保險制度對農民工來講，很難起到養老保險應有的作用；而退保只能退個人賬戶而不能退共濟基金的現實，又反過來助長了地方追求當地小利益，對退保大開綠燈。
　　一個社保轉移之難，其實正是種種公共政策之痛的反映。首先是詬病已久的戶籍問題，其背后城鄉隔閡以及國民自由流動的問題。還有地區間與個人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收入的差距，也必然導致了社保基數的差距。深圳市的養老保險相對較高，如果各地都可以隨意轉移的話，深圳的養老保險制度會承受不了。當然與此同時，也導致了地區間政策以及利益壁壘的問題。在社保體系上的各自為政，拒絕流轉，那么隨之而來的地方利益是多大呢？以深圳為例，最保守的估計，“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億多元貢獻給了地方社保。”
　　每一種遲遲不肯歸的公民權益，其實也都處于“一損俱損”的狀態。因此如果說上述中國社會癥候群有一根深切的線索的話，那便是權益的缺失。這是不能自主的生存與流轉，更是無法保障的命運與前程。“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同樣，如果不從公民權益保障這個根本著手，所有細枝末節的改良仍難以收之實效，社會改革便處于“啟而不動”的膠著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