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炮轟限價房政策。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又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新快報》2月18日）

    在高房價的壓力之下，部分大城市動輒百萬一套的房價不僅遠超低收入群體的支付能力，更令大多數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也同樣可望而不可及，“大庇天下寒士”畢竟是中華民族自古便有的對于“和諧社會”的理想和期盼，當并非“寒士”的中等收入群體都面臨“無房可庇”的窘境時，如此景況當然與“和諧”相距甚遠，按說，相關部門適時推出的“限價房”，其目標是為了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理應能促進社會和諧才是，何以卻被政協委員斥為影響和諧社會的罪魁禍首了呢？
    這位政協委員歷數了“限價房”的罪狀如下，平均主義、計劃經濟，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影響社會和諧。確實，限價房并未完全遵照市場的規律，而是更多的有了些計劃的色彩；誠然，相對于中低收入群體而言，富裕群體確實未能享有“限價房”的優惠。但是，因此便扣上“平均主義”、“計劃經濟”的帽子，恐怕并不合宜。
    事實上，這世上本沒有絕對的“市場”或是絕對的“計劃”，而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場需要計劃調整和糾偏，計劃也同樣需要尊重市場的規律。具體到“限價房”政策上，作為一種計劃手段，其實完全是對于市場失靈的一種有效補充，當房地產開發商叫囂著“房子不是為窮人蓋的”、“年薪十幾萬買不起房正�！睍r，當然無權干涉“限價房”政策來填補市場供給的空白。至于“平均主義”的指責，則更是無中生有，假若真要施行平均主義，又何至于出現高收入群體幾套房，中低收入群體一套房買不起的局面呢？
    對于眾所期待的“限價房”如此蹊蹺的指責實在是費人思量，不過，看看這位政協委員作為房地產企業董事長的另一個身份，倒是不難理解他得出“限價房影響和諧”高論的個中原委了。這中低收入者盡管難以夠到高房價，但偌大的基數，恐怕也會有不在少數的沖動者會成為高房價的潛在消費者和推動者，而“限價房”的出現當然或多或少有與房產企業搶生意之嫌。原來委員所謂“限價房影響的和諧”并非全體公眾的和諧，而不過是房地產董事自己的和諧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