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搞限價房和單位自建房，都是兩個敗筆，我強烈反對！”在昨天的市政協經濟組分組討論中，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炮轟限價房政策。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又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新快報》2月18日）

    雖然我不同意扶偉聰的觀點，但我們要捍衛他說話的權利，而且如此與大眾感受格格不入的論調來自于廣州市政協會議，這讓我一是敬佩，二是欣喜，至少，從扶偉聰的“炮轟”中我們看到了政協會議言論自由和開放的氛圍，也看到一種直言不諱的批評機制正在形成，政協討論，需要的就是這種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格局。
    應該看到，目前的限價房確實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和不足，比如如何定價才合適，比如其惠及人群的定位，比如它對正常房產市場該如何影響，等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積累經驗或改進完善的，但一棒子把限價房打死，認為其影響了“和諧”，實在是太過偏頗，說限價房讓富人心理不平衡，這或許是事實，但我們談心理平衡，不能只著眼于富人，我們的社會富人畢竟是少數，房價一路飆升，普通市民買不起，富人心理就平衡了？即便富人心理平衡了，但廣大民眾的心理會平衡嗎？光有富人心理平衡的社會不是和諧的社會，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也會影響富人的心理平衡，這些是不是也要取消呢？扶偉聰的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要求要多搞“多搞廉租房和經適房”，另一方面卻主張取消限價房，一方面說“限價房對房價的抑制作用也有限”，一方面又大談富人因為限價房而心理不平衡。這種矛盾心態恰恰反襯出“限價房”在百姓中的呼聲以及其所起到的積極作用。
    限價房絕沒有影響到和諧，恰恰相反，它的存在，是為和諧“托底”，是避免民生陷入到一種可怕的“馬太效應”所采取的必要舉措。住房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有其獨特性——住房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商品問題，這就注定了住房不能只找“市場”而不找“市長”，而是要發揮“市場”與“市長”的雙重作用。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政府就開始介入住房問題，美國政府曾經針對低收入家庭出臺過住房補貼政策，按扶偉聰的觀點，美國的這種做法是不是也讓美國富人心理不平衡，也影響了和諧呢？
    如果不看到住房的社會特性，而過分強調自由經濟，期待市場的調節機制，甚至認為限價房搞亂了房地產市場，顯然是陷入了“市場萬能”的陷阱中，實際上，從經濟角度看，房價一味上漲，沒有限價房托底，富人就真的能在房價的高漲中獲得“高潮”？恐怕也未必，房價一路上漲，總有一天一般富人也有承受不起的時候，這是對他們購買不利的一面，即便手中有房的富人，也不希望房價越高越好，當房價過高，購買欲望普遍被抑制的時候，富人那個時候為難以找到買家而叫苦不迭，恐怕也晚了。
    再者，限價房和商品房是兩種不同的定位，限價房對商品房的價格調整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從根本上，并沒有惡意打壓整個房地產市場，它起到的是清除泡沫的作用，整個房地產市場并不會因為有了限價房而走上了不健康發展的道路，甚至因為有了限價房的“托底”，房地產市場才會發展得更健康。
    如果富人的心理是樂于看到普通人買不起房，是希望讓廣大民眾都去租房住，是天天企盼房價節節攀升，那么，這樣的心理也太過怪異了，我建議這樣的富人去看看心理醫生。社會的和諧應該是求得最多數的民眾共同富裕，是讓更多的人“安居樂業”，是讓更多的人有幸福感，而不是僅僅立足于極少數的群體。讓少數群體滿意，而廣大民眾不滿意，那不是和諧，那種局面或許讓某些人“神往”，但終究是一種“虛妄”的和諧觀念。
    歸根結底，“居者有其屋”是一個關乎權利的社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是追求“眾樂樂”，還是“獨樂樂”，決定了和諧的走向，也決定了心理平衡與否。就我，會選擇“眾樂樂”，所以我以為我們少不了“限價房”，雖然它仍需改進和完善。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對其恨得牙癢癢，不知道扶偉聰先生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