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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市政協的分組討論中，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直接向限價房政策“開炮”。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又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2月18日《新快報》）
此言一出，網上立即炸開了鍋，幾乎所有參與討論的網友都一致質疑“限價房影響社會和諧論”，甚至一些人還對扶偉聰進行謾罵和攻擊。筆者并不支持扶偉聰的觀點，但也不贊同網友們人身攻擊的爭論方式，因為更多的人是采取直觀感性甚至是感情用事的方式來發表反對扶偉聰的意見。
在我看來，稱“限價房影響社會和諧”，或許確實值得商榷，扶偉聰委員的觀點確實有一定的片面性。畢竟作為房地產中介企業董事長的扶偉聰反對限價房政策，這本身就容易讓人浮想聯翩，懷疑其意見的公正性。但扶偉聰委員大膽發表意見，除了彰顯廣州“兩會”民主氣氛濃厚之外，還有至少兩個方面的積極意義，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首先，它促使我們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社會公平問題，特別是在實行社會扶助救助政策時，如何平衡社會各階層的實際利益，照顧各群體和利益攸關方的愿望和訴求，切實做到公平正義，最終實現社會和諧。當然，這涉及到政府到底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扮演什么角色，對不同階層群體的保障救助力度如何區別等重大政策問題。比如，住房保障對低收入和困難家庭實行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保障制度，是絕對應該的和毋庸置疑的。但是對于中等收入者的住房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則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和高收入者的思想感受。否則，心理不平衡是必然的，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社會和諧，這不是危言聳聽。
其次，它向政府提出了一個權力與市場界限的嚴肅問題，這既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永恒話題，也是我國政府在轉變職能過程中時刻面臨而又尚未妥善解決的難題。歷史經驗表明，社會需要市場，但市場也離不開政府。房地產商公開反對限價房政策，但卻沒人反對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反映出利益攸關方十分關心政府權力與市場調節界限的問題。限價房政策被斥為“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它很可能被認為政府權力侵入了市場的領域，影響了商家的經營和利潤。是啊，連中等收入者都有政府提供的限價房居住了，那還有誰到開發商那里高價購房呢？
顯然，上述兩個問題既現實又復雜，但妥善處理這兩個難題，卻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正確決策和施政的前提和基礎，否則一項具體政策就缺乏理論基礎和現實土壤，很可能淪為無源之水，難以持久發生效力。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能一味地斥責扶偉聰委員，他尖銳刺耳的聲音擊中了一些深層次的政策軟肋，如能借此機會認真研討，妥善解決好這些深層問題，那么，我們的政策就會更加科學穩健，也會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