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廣州市政協委員、合富輝煌集團董事長扶偉聰炮轟限價房政策。他說，廣州的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給社會帶來了新的不公平，又影響社會和諧，應取消限價房。(2月18日《新快報》)

　　前有經濟學家茅于軾炮轟經濟適用房，今有政協委員扶偉聰炮轟限價房，兩個觀點性質基本一致。看來，部分專家、政協委員真有赤裸裸剝奪中低收入群體利益之嫌。
　　從扶偉聰炮轟限價房來看，理由并不充足。限價房讓人重新看到平均主義、計劃經濟時代的影子之說極其偏激，政策性住房只是讓中低收入階層有了安居之所，怎能和富人擁有的別墅等高檔住宅相比呢？不僅居住質量有著天壤之別，而且貧富之間的差距也因為固定資產懸殊而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富人和中低收入者，不僅在今天居住不公平，而且這種不公平也很可能延續、放大。
　　限價房影響和諧之說極其荒謬。言外之意是，只有富人的居住質量永遠優于中低收入者社會才和諧，這明顯是激化貧富之間的矛盾，哪里是為社會和諧考慮呢？何謂“和諧”？即配合得適當和勻稱，但現實是居住和諧并沒有真正實現，而限價房就是實現居住和諧的措施之一，怎么能說是影響和諧呢？
　　很顯然，在扶偉聰眼中，“廣州當前房價很合理”，無須限價房來干擾。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去年至今出臺的一系列貨幣緊縮政策使得觀望情緒加重、交易萎縮、部分樓盤價格下滑，打亂了房產商的好夢，才有了炮轟限價房之舉。說到底，炮轟限價房暴露了房產商的某種驚慌心理。
　　的確，不管是經濟適用房還是限價房，在具體操作中都有不合理之處。但是，如果是一個理性的建言者，就會站在和諧居住的角度，以合理化的建議促進限價房去完善操作細則，而不是打著和諧的旗號去破壞和諧。
　　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出現，并不是讓樓市回歸到計劃經濟時代，而是用來彌補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過度市場化的不足，一方面通過分流需求以達到穩定房價、穩定經濟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了實現社會公平。任何不是去完善而是徹底否定政策性住房的做法，都是和諧居住的大敵。
　　即便在市場經濟較為成熟的國家，政策性住房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在英國，去年6月倫敦市長肯·利文斯通在擬定的“倫敦計劃”中，要求經濟型住房不低于50%的標準。正是這些政策性住房讓英國房價回歸理性，也才有望實現居住和諧。
　　而中國之所以推出經濟適用房、限價房等多層次的住房保障體系，原因是基于國情，目的在于居住和諧，以通過多種途徑借助各種力量最大化地去實現人人有房住。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建言都應該著眼于大局，都應多些建設性，少些破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