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出臺的《工資條例》，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為條件。”“如何調薪，CPI確實是應該考慮的因素。”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說，有些企業多年不漲工資，有些地區雖然規定了最低工資，但是調節職工工資分配，最終還要靠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條例》可望將這些問題納入法制軌道。（《東南快報》1月20日）

    與物價指數，特別是與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商品的價格持續攀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企業職工的工資顯得遲頓、呆板了許多，廣大企業職工的收入已經越來越難以跟上物價奔跑的步伐。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以法規的形式建立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將工資增長與CPI直接掛鉤不失為一個值得稱道的方法，如此一來，就算物價上漲了，職工工資也能獲得相應增長，其增加部分也能夠將物價上漲帶來的經濟壓力予以抵消，因而有利于確保人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水平。
    但令我們擔憂的是，調薪參考CPI的積極意義會不會僅限于理論層面。理由有二，一是職工工資作為企業利潤的主要組成部分，是由企業的利潤總額決定的，也就是說，企業高利潤為職工高工資創造可能，企業低利潤高工資則好比水中撈月，不尊重不同行業、不同規模、不同實力、不同性質的企業在贏利水平上的現實差距，而一味地要求調薪參考CPI無異于打腫臉充胖子，因而是不現實的，必然會遇到諸多執行上的障礙。
    二是調薪參考CPI雖名為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等問題，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極容易被企業實力強、利潤高、規模大的壟斷企業所利用，他們攜超額利潤之有利地形，不像一些中小企業、私營企業一樣為發不了高工資甚至發不出工資而發愁，卻在為找不到合適的名目和借口增加工資而煞費苦心，一旦有了調薪參考CPI的幌子，也就為他們肆意提高工資和福利標準提供了依據和理由，故而使得調薪參考CPI的惠民舉措適得其反。
    其實，我國并非缺少讓企業職工高起來的制度，而是缺乏讓這些制度運行起來的機制，在這些制度當中，作為職工利益代言人的工會制度首當其沖。長期以來，在我國的一些企業內部，工會不是作為一個獨立于企業管理層的機構存在，而只是被當作一種名義上的實體，有其名卻無其實，為企業主和管理層幫腔的時候多，為職工代言，討說法的時候少，有的甚至沒有專職的工作人員，也正是工會的形同虛設，才使得職工喪失了與企業主和管理層平等對話的可能，故而在工資上漲等問題上也只能聽之任之，全然沒有協商的機會。
    調薪參考CPI只是維護企業職工權益的組成部分，而不是職工利益的全部內容，要想真正實現調薪與CPI的步調一致，最大限度地保護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最為理想的做法絕對不是另行出臺一部又一部的法律法規，而是充分發揮法律賦予工會的效用，讓工會硬起來，只有這樣，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其它眾多職工合法利益才有被充分激活、動起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