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出臺的《工資條例》，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為條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作為牽頭單位，與包括全國總工會、中國企聯等社團組織在內的十多個國家部委，聯合組建起立法小組，前期的立法調研已經完成，目前正在為草案的成形緊鑼密鼓。該條例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東南快報》1月20日）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多數是通過勞動市場建立雙向勞動關系，企業對工資的分配多數通過市場完成，“中國不能再回到計劃體制下，企業職工工資的增長不能再由政府搞一刀切”。因而，立法規范市場分配體系，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確保勞資和諧，是必然的趨勢。但在筆者看來，在此方面，不能全部依賴法律規范，政府行政責任的強化也需要強化。
    事實上，職工工資增幅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的癥結，有“法律缺位”的因素，也有“制度缺陷”的因素——分配制度的不公正，導致了福利收入差距的逐步擴大。
    眾所周知，企業往往參照公務員加薪的比例，根據企業效益來自主上浮工資。然而，企業管理者設計制定的調資方案帶有極大的“利己性”———企業利潤向企業高管、中層管理人員嚴重傾斜。一半以上的利潤流向了企業上層，剩下的平均到每個職工身上就寥寥無幾了。企業分配制度的不公，與職工在收入分配、工資改革等方面缺乏話語權和監督權息息相關。制度的設計者得不到有效的制衡，制度就只能“造福”高管自身了。我國《工會法》規定，企業調資和大的投資經營決策等事項，必須經職代會審議表決。可現實是，組成職代會的“職工代表”大部分是企業的高管和中層管理者，不合理的調資方案同樣得以順利實施，職代會淪為走過場。
    因此，“干預”和引導不公正的企業分配制度回到健康的軌道上來，在法制的框架內規范運行，需要政府行政公權力適度介入參與企業分配制度的重建。譬如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當前“勞方”與“資方”之間的地位嚴重不對等，前者對后者缺乏有效的監督，后者卻對前者擁有絕對的“生殺權”，來自于政府的公權力引導協助處于弱勢地位的職工去與強勢的資方進行談判，同時保障其合法權益不受損害，是推進工資協商制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
    目前，在工會等職工利益代言人缺乏實際效能的情況下，建立完善公正的企業工資增長機制，可以視為是一種由政府推動的、企業內部收入分配的改革。長期勞資關系不平等所造成的勞資利益分配不公正的積弊性“怪圈”，必須要依靠強有力的管理依法介入才能打破。否則，“漲工資”就很容易淪為“走過場”，“工資條例”也會因缺乏執行力而形同虛設。這是政府無法推卸的行政責任所在，是任何法律都無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