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日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目前《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該條例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但與工資增長不必然互為條件，職工調薪可能參考CPI（消費價格指數）。 邱小平同時表示，該條例涉及職工切身利益，在超高的社會敏感和廣泛的社會參與中，其出臺時間“不好預測”。（1月20日《新快報》）

    從報道的字里行間里讀出，這部正在起草中的事牽公民切身利益的《工資條例》的法規并不涵蓋所有公民，所調整的對象與新近實施的新的《勞動合同法》無異，不外乎是企業職工，以及機關事業單位中實行招聘合同制的工勤人員。對于約束一線職工與“高線”管理者之間的工資落差這一問題，那些機關事業單位中的體制內的“國家干部”，恰恰可以置身于這部條例的“紅杠”之外。這是因為已頻布施行的《公務員法》中沒有對這樣的內部落差給予必要的“填補明細”。
    倒是一些吃財政飯的機關事業單位，完全可以借企業勞動者這部《工資條例》法規的“漲勢”東風，手持當前CPI躥升的民生統計紙單，直接圓桌研究提升工資性收入的步驟，搭上企業一線職工的“漲薪便車”。當然，原因易找，與國際慣例和外國公務員高工資看齊，物價上升讓他們憂心；提薪的辦法也種類繁多，比如不提基本工資，可提高崗位津貼，可增加物貼等。這恐非筆者臆斷，據說一些地方的公務員的工資性收入在這一波接一波的CPI上升過程中，一直沒忘記水漲船高，只是不會像傳播企退職工增加幾十百元退休金那樣轟轟烈烈罷了！
    這就是各大網站的網民幾乎一直地在這則新聞后置喙與批評的根本原因。因為，決定職工薪水是否與GPI聯動，關鍵是看要聯動增加的這部分工資的來源狀況與分配處置權的問題。顯然，政府財政部門可以直接擰開公務員增加工資的“水龍頭”，便可直接向CPI看齊；而除開少部分行業壟斷企業外，大部分企業的一線職工要實現工資與CPI對接的理想，可謂比登天還難。加之，當今中國勞動維權保障的法制空間并不寬闊，法制氛圍尚不濃厚，企業特別是私企一線職工，他們在苦于生計、恐懼失業的現實語境下，幾乎沒有一種巴望工資上揚的習慣與勇氣。
    所以，國家出臺這樣的法規誠然好，但尚需配以細化措施。首先是要厘清當前工資分配上存在的“馬太效應”的制度性成因，要制度性制約那些權力機構或壟斷高薪企業趁機再狠漲一把，因為這是往“分配不公”的傷口上撒鹽；再者，國家應在《勞動合同法》天條導引下，制定更為科學、合理、嚴厲的工資保障制度，用法律與市場的辦法去解決市場經濟問題。比如2001年修改施行的《工會法》對工會代表和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依法獨立自主地開展活動均有法律規定，這就需要制度性反思：如何保障工會的獨立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