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起草的《工資條例》中，CPI將成為調薪重要的考慮因素。但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工資司司長邱小平又明確指出，大家認為的“條例即出臺，工資可望漲”的說法，“可能有偏差、不準確”，并強調說，“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1月20日《東南快報》）

　　邱先生的“工資增長不能單靠一部法規”的說法可能讓人聽了不舒服，但倒的確是大實話，漲工資的期望確實不能僅僅寄托于一部法規，畢竟，法規是“死”的，有了良好的執法土壤和嚴格的執行，才能讓它“活”起來。用這個視角來觀察將考慮工資增長與CPI掛鉤的《工資條例》，我們便很自然地會生出這樣的疑問：即使工資增長與CPI掛鉤真的通過法規的形式確定了下來，我們又靠什么讓它成為人們實實在在的福利？
　　靠企業自覺執行？當然不行。無數經驗告訴我們，諸多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之所以會淪為“紙上的福利”，很大的原因就是勞動力過剩給了企業消解法律法規的“底氣”，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節日期間的雙倍、三倍工資是國家明文規定的，但企業往往就是拖著不兌現，有多少人敢于冒著丟掉工作的風險跟老板較真？
　　“紙上的權利”從來都不會自動成為現實的福利，它需要一個公開的利益協商平臺，更需要力量基本相當的博弈雙方。已經實行的諸多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法規，就是勞資雙方一個公開的利益協商平臺。平臺是有了，博弈雙方的利益對比呢？顯而易見，仍然是極度不平等的——畢竟，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大背景下，指望一個個普通員工拋卻后顧之憂與強大的資方進行利益談判，顯然是不現實的。一系列已經出臺或即將出臺的法律法規，已經基本上給勞資雙方公平博弈搭好了平臺，現在要解決的，就是增強普通勞動者在按照游戲規則與資方展開利益談判的能力，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做得不夠的。
　　作為與資方展開利益談判最有效的組織，工會的疲軟是有目共睹的。政府部門現在要做的，就是進一步給工會松綁，通過制度改良讓工會真正對職工負責而不是對資方負責。唯有如此，工會才能真正成為職工堅強的利益協商后盾。此外，政府部門也應該從制度松綁入手，鼓勵一些民間維權組織的發展，讓這些民間團體成為職工權益救濟的另一個渠道，代替他們與企業主進行利益協商。只有當力量基本相當的勞資雙方在公開的平臺上進行利益協商，法律法規“紙上的權利”才能實實在在成為職工們現實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