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資條例》正在起草中，該條例旨在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遭遇欠薪及支付機制。（1月20日《北京青年報》）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數字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占國民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僅為40.6%；資本回報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則從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1月14日《人民日報》）

    在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趨于下降，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利潤侵蝕工資”現象萌生。

　　分析可以發現，目前的長期處于低工資狀態是系統性結構性的：稅費在社會財富中占據較大比例；一些壟斷性的大企業對資源、資金的過多占有，影響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空間；社會保障程度低，也導致工資“競相逐低”。但更應看到，在供大于求的市場環境中，職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處于弱勢地位，加之工資立法滯后，缺乏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強勢企業擠壓職工權益，甚至無情剝奪員工正當的勞動收入；最低工資標準成了“最高工資”,一些企業甚至采取提高計件工資數量、提高加班時間等變相降低工資；大量的臨時用工，其養老金、失業保證金、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金等欠繳。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先生認為，“最突出的結構問題是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兩極分化有逐漸加大的趨勢，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資本所得不斷上升，勞動所得不斷下降，現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都與此有關。”
　　近年來，職能部門采取了不少糾偏措施，包括推行薪金協商制度。但一個現實是，面對資本強權，職工卻少有平等博弈的能力。一位在某壟斷行業做勞務工的反映，“目前一個勞務工的工作量差不多是正式職工的三倍，但正式職工平常的工資卻是勞務工工資的三倍”，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明顯存在缺陷。
　　所以，工薪制度要合理，必須“有法可依”。但，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單靠某一部法規很難奏效，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分配多數通過市場完成。目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成“國策”，依據CPI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直到形成工資協商共決制，都需要立法積極作為，提供最基本最基礎的保障。雖然法律無力根本解決“結構性問題”，但至少《工資條例》可以給職工一種制度性支撐，讓無力者有所依恃，資本者所有忌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