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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報昨日報道:備受關注的《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近日由國務院公布。條例規定:單位確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職工休年休假的,經職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職工休年休假。對職工應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數,單位應當按照該職工日工資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工資報酬。
對于這個突然而來的喜悅,公眾欣悅之余也有困惑和疑問:如何將寫在紙上的權利變成現實的福祉呢?這種轉換我看不是相關單位的自覺執行就能實現的,而是一個升華和蝶變的過程,依然存在著當事各方持續博弈的過程。
顯然,支付“三倍工資”絕非立法本意,乃是帶薪休假全民普惠制的一種救濟手段。所以,公權和公眾作為博弈一方的利益攸關者,最優選項是期冀休假的常態化,所謂“三倍工資”乃是次優和無奈的選擇。而對于不同性質的單位而言,其最大善意乃是嚴格執行全員帶薪休假,特殊情況下才可以三倍工資補償。所以,對單位而言,“帶薪休假”和“三倍工資”不是“要么,要么”的邏輯關系,而都是“必須”的關系,這是所有單位應盡的法定義務。
這些法定義務在現實實踐中面臨的并非理想主義的單一求解,而是差強人意的多個答案。
就行政事業單位而言,帶薪休假制度大多早就按照勞動法的要求實施了,今后則是依據新條例規范帶薪休假的問題,所以執行起來并不困難;而對于性質復雜的企業單位,則必然面臨著法治坎坷和制度障礙。
實踐表明,別說帶薪休假,就是勞動保障、工作時間、薪酬給付、性別歧視、同工同酬等職工基本人權方面,都難盡人意。據統計,全國每年發生的勞動爭議案例50余萬起,非公有制勞動爭議數量在56%以上,企業敗訴居高不下。而這些勞動爭議,并非是在無法可依或缺乏監察、仲裁和訴訟架構才發生的,而是漠視職工法定權利或自己法定義務的前提下所帶來。
觀照這種有法不依的習慣痼疾,竊以為主要癥結在于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或者究不到位。而嚴格執法,則是政府的公共責任。因為對職工而言,固然存在著帶薪休假的權利渴望,可是其工作生活依賴于單位,還沒有形成實質平等的契約關系,因而對單位的違法違約毀權往往是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敢于突破這一利益潛網依法維權的案例不是沒有,但結果往往是職工贏得了官司卻丟掉了飯碗,而且有時在勝訴后也很難得到實質性的經濟補償。
感此,作為公共管理者,前期的執法要到位,中期的監督核查也要跟上,后期的仲裁調解更要深入。也就是說,將帶薪休假從紙上權利變成普惠的現實福祉,關鍵是法治治理上的全過程風險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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