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城銀行舊址

上海銀行舊址

　　提要：近代中國的銀行與企業關系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到20世紀30年代初期，雙方已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系，銀行對工礦企業貸放了大量資金，并對一些經營較為成功、或與本行有某種歷史淵源關系的企業做過少量投資。不過，這種投資行為并沒有成為銀行資金運用的重點，尚不構成該時期銀企關系的主流。然而，從1932年開始，在國內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條件下，從棉紡織業起步，中國銀行業走上了大規模直接經營工業的道路。通過這一途徑，銀行與企業的關系大為加強，銀行資本逐漸滲入產業資本之中。而這種變化又是通過銀行放款性質的異變(即債權變股權)才得以實現的。

紗廠成為銀行主要客戶群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中國銀行業對工礦企業的放款逐年增加，其重點為棉紡織業與面粉業。其中又以棉紡織業與銀行業關系尤深。銀行將其工礦業放款中的很大一部分投放到紗廠，顯然與棉紡織業的規模經濟效益高、資金周轉速度快以及償債能力強有關。從一定意義上說，棉紡織業能夠發展成為近代中國新式產業的支柱行業，與本國銀行業的大力扶助是分不開的。
　　到20世紀30年代時，各大銀行都擁有一批固定的紗廠放款戶，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例如，中國銀行的紗廠放款戶常年保持在40家左右，1933年底的放款余額為2390萬元，約占工礦企業放款的56%。上海銀行的紗廠放款戶有30多家，1933年底的放款余額為2255萬元，占工礦企業放款的65.34%。金城銀行的紗廠放款戶有20多家，1937年6月的放款余額為1280萬元，占工礦企業放款的53.1%。此外，交通銀行的紗廠放款戶常年也在20家以上，浙江興業銀行也有近20家。幾乎所有的紗廠都以一家或若干家銀行作為自己的金融后盾。
　　然而，棉紡織業盡管長期受到銀行業的青睞，但由此也形成了該部門對于銀行資金的過分依賴。一旦客觀經濟環境發生變化，與其他產業部門相比，極容易造成周轉不靈，以至最先陷入難以自拔的窘境。1931年以后，在世界經濟危機浪潮的沖擊下，國內長達四、五年之久的經濟蕭條就是首先起始于棉紡織業危機。這次主要導源于市場需求萎縮的經營性危機，暴露出近代中國銀企關系發展中存在的種種難點與問題，但同時也給兩者關系的進一步深化提供了一種機遇。在危機出現之初，銀行即以“參與者”的身份，加強了對關系紗廠的監管。隨著危機程度的逐漸加重，當不少紗廠因虧蝕累累而導致資不抵債之時，銀行便依據通常的信貸原則，對這些紗廠進行收買或實行代管，然后根據實際情況，或轉讓或直接經營，使企業的生產得以維持下去。于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便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變化。

抵押放款難挽紗廠經營困境

　　從本質意義上講，銀行與企業關系的新變化是通過銀行放款性質的異變這一特殊途徑完成的。當時，紗廠取得銀行信用的方式，除少量信用借款外，主要是商品抵押借款和廠基機器抵押借款。商品抵押放款期限均在六個月以內，多屬活期，系以工廠原料或大宗制成品作抵，依照市值七折左右用款；由銀行派人駐廠管理倉庫，或以押品堆存銀行倉庫。此種放款的本利收回比較容易，即使到期本利不能收回，且由于押品以易于出售及價格穩定為標準，只要脫手迅速，也不至于出現呆賬。廠基機器抵押放款期限多為一年，系以工廠基地及機器作抵，依照市值對折或對折以下用款。這是一種定期放款，期限一年以上的也為數不少，且放款額亦較大，因而存在較大的風險。當時，幾乎所有的紗廠都以產品原料或廠基機器作抵押從銀行取得必要的借款。
　　對銀行來說，廠基機器抵押放款不僅期限較長，而且抵押品又屬于不動產性質，本非銀行資金運用的適當途徑。但是，國內的經濟環境和企業的經營狀況又迫使銀行不得不這樣做。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這種放款方式更為流行，地位越來越重要，但條件也隨之趨于嚴格。凡已從銀行取得押款的紗廠，其全部財產契據必須移交銀行保管，并由銀行派員駐廠管理一切財產實物。未經銀行同意，紗廠不得移動、拆卸其財產。若紗廠不能按合同要求還本付息，銀行便有權處置全部的抵押品。這樣，紗廠對抵押出去的廠基機器等財產僅保留有經營使用權，而所有權實際上已經屬于銀行了。
　　但是，無論是商品抵押放款，還是廠基機器抵押放款，都因為是以實物作抵押，銀行所取得的只是一種賬面債權，不能變成可以流通的商業票據，所以銀行貸出多少資金，就等于凍結多少資金，因而這類放款無異等于投資。這與中國的票據業務向來不發達有關。抵押放款所具有的這種特性，實際上成為了此類放款性質在客觀經濟條件作用下發生異變的根本性的潛在因素。
　　由于廠基機器等不動產抵押品的變現率極差，容易呆滯，對保持銀行營運資金的流動性十分不利。所以，一旦遇到經濟恐慌，多數企業只得靠借債度日，銀行不但不能如期收回本利，還要被迫將到期放款一再展期。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為避免放款成為呆賬，銀行不得不繼續向紗廠提供再生產資金。于是，銀行的活期放款，幾經轉期，也就變成一種長期放款。待到工廠負債等于或超過其資產總額而生產經營狀況又毫無起色之際，就到了銀行與這家企業進行最后清算的時候。

銀團代營瀕臨倒閉的紗廠

　　從1932年起，中國棉紡織業界普遍出現危機，許多紗廠減產、停產，虧損日益增多。在危機期間，盡管銀行的紗廠放款一直保持著增長趨勢，但信貸資金的分配明顯地存在著低效率投入的偏向。這種低效率的資金投入進一步加重了紗廠對銀行的依賴性，致使大部分紗廠債臺高筑，不堪重負。1935年時有人測算，全國各地銀行資金沉淀于棉紡織業的總額約在1億元以上。這種極不合理的資產結構必然導致企業無法繼續告貸，再加上市場需求繼續萎縮，惟有面臨關門倒閉之一途了。
　　針對紗廠的這種狀況，銀行方面首先采取的辦法是破產清算，償抵債務。但這種辦法往往使銀行得不償失。因為借款本息，日積月累，而廠基機器則愈用愈損，押品價值亦與債務規模背道而馳。而且這些押品之可貴，須在不斷的生產流程中才能顯現出來，若關廠或拍賣還債，全部資產便不免要打四五折或二三折了。既然破產清算不足以償還債務，銀行方面為保障債權起見，進而采取另一種辦法，即由銀行進行接管或收買，把紗廠變成自己的產業，然后進行直接經營。
　　據不完全統計，在1931年至1937年之間，全國由于債務關系而被銀行以各種形式接收的紗廠共有30余家。但是，由于紗廠的債權人往往不是一家銀行，而且銀行要大規模經營工業，就得另外成立專門的機構；同時又因為國民政府于1931年 3月頒布《銀行法》，規定銀行不得直接經營工業企業，也必須另有機構出面來從事這種經營。于是，便出現了多家由各銀行合組的銀團和信托公司來負責經營紗廠。截至1937年上半年止，由銀行界投資組成的此類機構有誠孚信托公司、中國棉業公司、中一銀公司、揚子紡織公司、匯業銀團等。其中著名的誠孚信托公司就是金城銀行和中南銀行聯合投資組建的專門從事紗廠經營的管理機構，由其管理的有天津恒源紗廠、天津北洋紗廠和上海新裕紗廠等大中型企業。
　　從中國工業化運動發展的角度觀察，20世紀30年代銀行業大規模地滲入棉紡織業活動，是具有積極意義的。當大多數紗廠陷入經營困境之時，銀行資本的及時介入，給這些瀕臨倒閉的企業注入了新鮮血液，有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事實也是如此，經銀行接辦的紗廠，通過采取增撥流動資金、改進經營管理等措施，大部分的生產經營情況較前有所好轉。以誠孚信托公司管理的3家紗廠為例，恒源紗廠由中國、鹽業、金城、中南四行委托誠孚信托公司處理廠務，新訂銀行借款120萬元，用以修理廠房、添購新機器，后又向銀行額外透支100萬元，購買棉花恢復生產。經過如此一番努力，該廠面貌煥然一新，生產情況逐步好轉。北洋紗廠由誠孚公司代營后于1936年7月復工，并聘請國內有名的紡織專家、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畢業生朱夢蘇任廠長。經過短期的初步整頓，該廠的棉紗產量和質量均有所上升，產品逐步在市場上打開了銷路，到這年年末結賬，凈盈利1萬元，一舉扭轉了過去朝不保夕的困難局面。次年上半年，金城、中南兩銀行根據朱夢蘇提出的規劃，分別從日本、英國、瑞士購進新式設備，大規模擴充生產能力，使該廠成為一家擁有37000枚紗錠、并附設有發電廠的中型紗廠。新裕紗廠移歸誠孚公司經營后，情況也有所轉機。

“債券變股權”讓銀行嘗到甜頭

　　從銀行的角度觀察，盡管多數銀行是在已對棉紡織業大量放款的情況下，為維護自身債權利益而不得不介入該部門活動的。但銀行很快從該項經營中嘗到了甜頭。一方面，銀行可在整理或改組中，把抵押品或物品折扣降低而獲利；另一方面，銀行可在整理或改組時，用低價收買小企業或加入新資本，把受困的企業隸屬于自己。
　　進入1936年以后，產業界普遍步入景氣階段，更給大多數經營紗廠的銀行帶來了較為豐厚的收益。如此一來，愈加激發起銀行投資棉紡織業的興趣。從該年冬到來年“七七事變”爆發前的短短半年多時間內，全國出現了一個銀行業大規模投資棉紡織業的熱潮。
　　由于20世紀30年代上半期全球性經濟危機造成的中國棉紡織業的持續蕭條，導致銀行對工業資金融通方式的改變。銀行由放款收利、進而為保本保利滲入到紗廠活動，實際上已把大量放款轉化為直接投資，將債權變成股權，從而走上了經營工業的新路徑。對企業來說，只是通過產權形式的讓渡，既解除了企業對銀行原有的巨額債務，又能繼續獲得銀行新的資金注入；對銀行來說，通過債權變股權的方式，使放款異化為投資，企業成為了自己的產業，能夠對其行使完全的管理權，因而資金投放的風險消失了(當然，因經營管理不善而導致企業虧損的經營性風險依然存在，但過去的那種債權風險已不存在)。只要有需求，企業就能從銀行獲取資金，從而較好地實現了銀行資本與產業資本的結合。
　　其實，這種通過銀行放款性質的異變而導致銀行與企業關系發生變化的新動向，不僅發生在棉紡織業部門，而且在其他產業部門也有出現。如中國銀行于1934年 7月因債權關系取得了山東煙臺張裕葡萄釀酒公司的經營權，之后再作進一步投資，更新設備，使這家著名的民族資本企業得以維持，并獲得一定的發展。30年代上半期，中國銀行青島分行利用債權關系接管了青島昌興油廠，將其改組為義利油廠，直接進行經營；同時還入股、改組了中興面粉公司。1936年中國銀行通過廣東銀行，入股、改組了南洋兄弟煙草公司。1937年6月又以債權人名義接管了天津渤海化學工業公司。

(作者為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