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更加側重傾聽民意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民意通過媒體調查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必然現象。當現代媒體給了老百姓充分說出自己觀點的機會之后，要想讓這樣的聲音成為"好東西"，還需要相關公權部門正確應對。
　　可能從把個稅起征點定到1600元的時候起，“太低了”的聲音就沒斷過。在我們已經提出初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的時候，在當前居民生活成本顯著上升的情況下，個稅作為以公平為目標的二次分配方式之一，是否也該調高起征點以更加體現公平，老百姓產生了新的期待。
　　不僅有期待，而且還很是強烈。近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就個稅起征問題聯合開展了一項調查。3698名參與者中，有97.0%的人認為目前的個稅起征點不合適，與此同時，有同樣比例的人期待能將其調高。(11月5日《中國青年報》)

　　讓人感興趣的是，這樣一個高比例的民意調查，能否影響到我們的公共政策？我們的個稅起征點會迎著民眾期待，應聲而起高嗎？
　　不敢盲目樂觀。這幾年，醫療負擔、教育消費……反映民眾態度的民調有很多，但給公眾的感覺基本上都是輿論的“自我娛樂”，很少有能得到及時回應的。甚至相反，我們聽到了太多我行我素的“逆耳之音”———民眾普遍感覺教育費用太高了，官員說“民眾是可以承受的”；都80%的人感覺買不起房了，有官員卻說“就我們這樣的城市而言，房價實在算不得高，還需要漲”……的確，很多民調因為調查范圍、選擇樣本等原因，可能會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但這并不能成為地方官員忽視民調的理由。
　　在一個更加側重傾聽民意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民意通過媒體調查的形式表現出來，這是必然現象。國外有很多獨立的民調機構，專門從事給政府提供民意信息的工作，在中國，這方面還很缺乏，很多調查還是由媒體來擔當的———這使得調查更容易成為公眾話題。
　　將個人問題納入到公共領域，這一轉換是當今政治獲得重生的緊迫而必不可少的任務。學者鮑曼在《尋找政治》一書中提出：倘若公民個體與公共生活之間的紐帶喪失，也就是說公民個體的期待、需求，遲遲無法在公共政策中得到回應，個體自由與集體乏力就會同步增長。可見，當現代媒體給了老百姓充分說出自己觀點的機會之后，要想讓這樣的聲音成為“好東西”，還需要相關公權部門正確應對。
　　關于個稅起征點過低的危害，這些年說了很多。一邊是勞動收入的增幅非常緩慢，生活成本不斷提高；一邊是國家財政收入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遞增，遠高于GDP增幅———在這種情況下，老百姓“提高個稅起征點”這樣樸素的期待遲遲得不到回應，這更讓人容易產生“權力傲慢”的聯想。一個社會，當幾乎97%的人都認為一項政策應該調整的時候，公權部門還可以“面不改色、話不多說”地巋然不動嗎？
　　筆者并非想“攜民意來批政府”，的確，一項公共政策不可能說改就改，政府有自身運行的規律。但對這樣的民意做出回應，給出解釋，卻是一個倡導民主作風的政府所不能回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