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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鄭州成立住宅投資公司壟斷經適房和廉租房市場”的報道引起廣泛關注。今年7月26號，鄭州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下發了一份通知，正式宣布組建一家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該公司為國有獨資企業，由鄭州市國資委出資，房管局負責業務管理，公司將按照公司法市場化運作，不增加財政風險和負擔。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王廣國稱："住宅投資公司成立后，在一到兩年內，將逐步壟斷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市場，也就是說，將不再允許其它企業涉及這方面業務。"
由于飽受壟斷之苦，民眾對帶有"壟斷"字樣的表述非常敏感。因為壟斷意味著供給渠道的高度集中、意味著競爭被抹殺、意味著定價權被操縱，自然，也意味著民眾利益受損。民眾的這種本能反應是壟斷集團長期損害民生、損害其利益導致的結果。
但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市場的壟斷卻另當別論。這兩者都屬于社會保障性住房，是政府應當向民眾提供的，屬于政府職責的一部分，政府不應該將其推向市場，而應該全部承擔起責任。
在這方面，發達國家給了我們很好的借鑒。在美國，早在1937年，美國就出臺了首個住房法案，該法案授權地方政府成立公共住房委員會負責低收入家庭的公共住房建設。之后，美國政府建設了許多公共住房。僅1940-1970年期間，全美國就建設了130萬套公共住房（廉租房）；在荷蘭，目前總共建有664.9萬套住房，其中公共住房即公共廉租房占全部存量的36％，是由政府負責建造的；在新加坡，社會保障性住房比重高達83％，新加坡社會保障性住房比重在全世界最高。
在上述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過程中，基本上也是政府壟斷的。顯然，社會保障性住房供應的壟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約的腐敗和過分強烈的逐利傾向，使壟斷的性質發生根本性改變，最終損及民生。
鄭州市成立的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很可能是借鑒了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在1960年2月成立住房發展局，它在1964年提出了"居者有其屋"政策，目標是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而高、中收入者的住房問題由市場來解決。但是，這導致了中等收入者被邊緣化--他們買不起市場供應的住房，又因為不是低收入者而不能享受社會保障性住房，屬于"夾心層"。為此，新加坡在1974年成立了國營住房與城市開發公司，意在解決"夾心層"的住房問題。1982年，
國營住房與城市開發公司并入住房發展局。
對比之下不難看出，鄭州市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與新加坡的國營住房與城市開發公司有許多相似之處。但是，有兩點非常重要的因素卻是未知的：
其一，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住房問題，他們的理念是"一個在國家擁有自己住房的人會努力保護這個國家"，政府對住房領域的財政投入不遺余力。我們的地方政府能夠做到這一點嗎？早在199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就提出，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為對象、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體系和以高收入家庭為對象的商品房供應體系。但是，2006年4月初，建設部通報了全國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和實施情況，有70個地級以上城市尚未實施廉租住房制度。
我國在法律、法規上，對政府建設社會保障性住房的責任沒有剛性規定，缺少有效的約束力，也沒有相應的監督、問責機制相配套，倘若地方政府不愿意在社會保障性住房上進行投入，而靠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自行解決，就必然導致公共責任的異化，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也可能由于逐利而偏離社會保障的軌道，從而，最終使民眾的利益受損。
其二，在發達國家，法律對權力的制約力量非常強大，尤其是新加坡，它是世界上著名的廉潔度最高的國家之一，這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其住房發展局和國營住房與城市開發公司的廉潔。那么，我們這里的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靠什么來保障它的廉潔？靠什么來保障它不與有關部門發生利益交易？一旦腐敗發生，因腐敗而增加的成本無疑將悉數甚至加倍轉嫁到公眾身上。
因此，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能不能發揮積極作用，在推進社會保障性住房建設方面有所作為，并不在其本身是否壟斷，而在于其背后的政府是否愿意支持社會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能否做好監督，最大限度地避免腐敗行為的發生。倘若做到了，鄭州的這次做法將是一次歷史性嘗試；倘若做不到，由某個公司壟斷社會保障性住房的結局必然是損害民生。
（作者為《上海證券報》評論部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