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風暴’都跟在突發事件和被動形勢后面‘亡羊補牢’；每一次‘風暴’都未能如愿變成常規性制度固定下來；每一次‘風暴’能改變的都遠遠不如人們期待的多。”與環保“風暴”命運相連的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9日召開的第十二屆“綠色中國論壇”上接受記者專訪時坦陳，這些遺憾讓他下定決心“告別風暴”。他說，他要“尋找新路”。

四次環評執法長期效果十分有限

　　從第一次關停沒有做環評的投資超過千億的特大建設項目到圓明園聽證會、環評風暴再到流域限批、區域限批。這是潘岳在國家環保總局掀起的4次大“風暴”。
　　“國家環保總局4年來搞了4次環評執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這些手段是現有法規制度框架內的最大創新，雖然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但長期效果卻十分有限。”4年后，潘岳這樣評價“風暴”。
　　他告訴記者，在目前我國財稅體制下，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靠GDP，“短期行為的決策導向”必然決定他們力爭“任期內效益最大化”。他們有兩種選擇，要么自主創新“開源節流”，要么依賴資源“殺雞取卵”。而后者顯然費時少、見效快。其結局必然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除了環境指標的考核問責制度未到位外”，潘岳認為，該用的執法手段基本上都用了。包括“必要的行政辦法”。比如，區域限批，流域限批。
　　“前幾天，國家環保總局長江、黃河、淮河、海河4個檢查組從‘前方’向我報告說，‘流域限批’整改效果明顯。但我高興不起來。”潘岳說，他高興不起來的原因是，他在想，解除限批之后怎么辦？那些沒有被限批的地區又該怎么辦？

對重污染產品將開征環境污染稅

　　環境執法與“必要的行政辦法”長期效果十分有限，潘岳認為是由于“缺乏一套激勵各級政府和企業長期有效配置環境資源的機制”。也就是說缺乏一套全新的環境經濟新政策體系，包括價格、稅收、財政、信貸、收費、保險等。
　　就我國應建立哪些環境經濟新政策，潘岳提出了7方面的構想。
　　首先綠色稅收。據潘岳介紹，環境稅(綠色稅)已被西方廣泛采用，而我國目前還沒有這類的稅收立法。潘岳提出，我國環境稅應著重“激勵”與“懲罰”兩類，對于環境友好行為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如減免所得稅；對于環境不友好行為，則要建立以污染排放量為依據的直接污染稅。
　　在推進征收環境稅的過程中，潘岳認為，應該清除那些不利于環保的相關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比如，按照國務院關于限制“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產品出口的原則，取消或降低這類產品的出口退稅(率)。他透露，國家環保總局最近剛向財政部門提供了第一批“兩高一資”化工產品的黑名單，同時也正在研究對生產重污染的產品征收環境污染稅的問題。
　　第二是，環境收費。潘岳告訴記者，眼下，我國的排污收費水平過低，不但不能對污染者產生壓力，有時反會起到鼓勵排污的副作用。對此，他提出，應該推進資源價格改革，包括水、石油、天然氣、煤炭、電力、供熱、土地等價格；落實污染者收費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費政策等。
　　第三是，綠色資本市場。潘岳提出，在推進綠色資本市場的過程中，國家環保部門應積極為銀行部門提供擬查處的環境違法企業與項目的名單。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人民銀行和銀監會應配合環保部門對國家禁止、淘汰、限制、鼓勵等不同類型企業的授信區別對待。尤其要對沒有經過環評審批的項目不要提供新增信貸。
　　第四是，生態補償。“我國現行補償政策具有明顯的部門色彩，沒有統一的政策框架和實施規劃。”潘岳提出，今后生態補償政策的構建，應首先集中在水源地保護方面。選擇典型流域開展飲用水水源地保護補償、流域跨界污染控制補償、跨流域及流域上下游水資源優化利用補償、流域生態環境效益共建共享等試點。
　　第五是，排污權交易。潘岳認為，環保部門可以通過逐年壓縮發放的二氧化硫排污權份額來達到“減排”目標。
　　第六是，綠色貿易。潘岳認為，綠色貿易應把好出口和進口兩個關口。出口方面，應嚴格限制能源產品、低附加值礦產品和野生生物資源的出口，必要時開征出口關稅。進口上，應強化廢物進口監管，征收大排氣量汽車進口的環境稅費。
　　第七是綠色保險。潘岳表示，近期國家環保總局已與保監會準備在有條件的地區和環境危險程度高、社會影響大的行業，聯合開展試點。同時共同推進環境風險責任的強制保險立法。
　　潘岳為他的經濟新政開出了這樣的時間表：1年內出臺若干項政策；兩年內完成主要政策試點；4年內初步形成中國環境經濟政策體系。
　　專家認為，中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使我們比發達國家更迫切需要出臺環境經濟政策。對此，潘岳告訴記者：“任何一個宏觀經濟部門只要愿意來主導推行環境經濟政策，我們都會大力配合，甘做配角，打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