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的思路應該從“強控”轉為“符號”作用，更多用來穩定市場預期和表達政策姿態。財政政策轉向“民生”型，才抓住了應對宏觀經濟社會困境的“牛鼻子”。
　　昨日（13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CPI同比上漲5.6%，其中肉禽上漲45.2%，基本上吻合了此前的市場預期。
　　在CPI上漲的同時，GDP也在飛速增長，二季度GDP達到近年來罕見的11.9％的高增速。
　　對此，各界的通貨膨脹預期進一步增強，對經濟過熱與否的爭論也日顯分歧。

對調控對象要有清晰的理解

　　應該說，從有效需求到有效供給，從經濟危機到通貨膨脹，從增發貨幣到緊縮貨幣，經濟學在爭論中想解決這些基礎理論的問題，也形成了現代經濟學最有魅力的核心內容。雖然基于不同觀點而形成的各種流派，都對這些問題給出了自圓其說的解釋，但更多還是有“事后諸葛亮”之嫌疑。
　　在現實中，一國政府面臨的往往是錯綜復雜的局面，依據理論模型得出的通常是相悖的結論，在此情況下，決策者更多需要盡量以簡單明確的政策實施，來促使經濟迷局的明朗化。
　　今年以來，CPI、經濟過熱、貨幣政策成為人們眼中最熱的詞匯，雖然政府對外的主流觀點是認為經濟并未達到過熱，但事實上的宏觀政策已經轉向了緊縮性。這表現為貨幣政策的頻繁動用，包括利率、準備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臺，也表現為財政政策的嶄露頭角，包括推出特別國債、資源稅改革等都體現出非擴張性意圖。有鑒于此，政府對經濟非過熱的表態，更多是基于穩定市場預期以及政治方面的考慮。
　　事實上，中國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調控經驗并不充足，直到1997年之后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政策運用。目前，面對圍繞CPI展開的調控迷局，需要研究者對調控對象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描述。

重點是結構性、制度性改革

　　在此有幾個基本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對經濟運行態勢的認識。我們似乎沒有必要過分糾纏于“過熱”與否的討論，這仍然停留在“防冷怕熱”的過時思路上。經濟的“冷”與“熱”本來就是對立的兩種形態，經濟熱了自然就采取些緊縮性措施，經濟冷了就采取些擴張性措施，如此才能使政府調控職能更清晰。
　　然后就引起第二個問題，如何判斷經濟是否熱了，這無非主要從消費和投資兩方面來看。從消費看，雖然對CPI編制方法的很多指責也不科學，但總體上當下CPI確實需要進一步修正，來增加其反映經濟熱度的能力。從投資來看，投資高增長成為以往中國經濟的常態，在迅速城市化與全球化背景下，這種非均衡狀態似乎也有合理性。
　　當然，這些工作并非短期內所能完成，在此過程中政府仍面臨左右為難的政策迷局。
　　對此，理性的辦法是降低對政府調控結果的預期，避免“好心做壞事”。一方面明確市場預期，根據常理對經濟“冷熱”進行大體判斷，另一方面，采取符合趨勢調節的政策，以“微調”為主，來表達政府對經濟的導向意圖，而把政策重點放在結構性、制度性改革上。

財政政策應轉向“民生”型

　　具體到各項政策工具，首先對貨幣政策來說，應全面回歸“符號調控”的思路�，F在各界對貨幣政策寄予了過度的期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央行的政策判斷。中國經濟最大的問題應該是結構而非總量問題，對此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是有限的。
　　而目前物價上漲的主要因素表現為成本推動，貨幣政策對此也力所難及。由于這些因素，加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本身的問題，奢求貨幣政策成為萬能良藥是不現實的。貨幣政策的思路應該從“強控”轉為“符號”作用，更多用來穩定市場預期和表達政策姿態。
　　再就是對財政政策，2003年以來財政政策對抑制經濟熱度方面作用有限，背后有復雜的制度原因。在傳導機制更加混亂的情況下，無論擴張性還是緊縮性財政政策，都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對此，財政政策應抓住作為經濟“內在穩定器”的職能，增加社會福利性支出的比重。
　　就中國經濟深層問題看，是儲蓄投資失衡的問題，其背后的政治社會動因，則是高增長目標下忽略了真正提高社會福利的需要。因此，財政政策轉向“民生”型，才抓住了應對宏觀經濟困境的“牛鼻子”，也是當前財政政策的最佳選擇。
　　此外，稅收政策一直沒有建立起與宏觀經濟的調控聯系，極端地說，稅收“只有工作，沒有政策”，這是宏觀政策最大的缺憾之一，無論從政策部門協調還是思路方面，稅收政策都需要重大變革。
　　最后，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成為當前最重要的課題，這也是學界和政府都沒有重視的。今年的利息稅改革和特別國債，使得兩大政策配合的重要性進入了人們視野，也使我們感到缺乏協調機制尷尬。
　　今后最重要的，一是建立兩大政策協調的分析框架，并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與經濟運行結合起來，二是建立部門間的協調機制，避免不必要的政策效果沖突和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