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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有關2005年度綠色GDP核算報告的出臺一直牽動著輿論的神經，根據最新的消息，“綠色GDP”研究項目技術組組長王金南在日前的一個研討會上證實，研究報告將被“無限期推遲”。此前，國家統計部門曾表示，因技術原因，“還不能夠公布這些數據或者真正進行價值量的核算”。
綠色GDP核算報告被“無限期推遲”若成現實，那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不過，即便因為種種因素影響，這項工作的開展遭遇阻力，也不妨樂觀地看到，近年來，綠色GDP的理念已漸入人心。告別“黑色GDP”，追求更科學的發展道路，將是不能再猶疑的選擇。
按照王金南的說法，綠色GDP核算報告被擱淺有兩大原因，一是相關政府部門在發布內容和發布方式上存在分歧；二是一些地方政府感受到了綠色GDP核算報告公開發布將帶來的壓力，并向相關部委施壓。
其實，無論是技術性的原因，還是相關政府部門對發布內容和發布方式的分歧，并不構成不發布2005年度報告的理由，否則，我們就不好解釋，同樣的問題存在，為什么2004年的報告就能發布？更具實質性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扣除環境損失成本，會使一些地區的經濟增長質量大大下降，甚至是負增長，在目前的政績考核體制下，一些官員的“政績”或會受到影響，致使一些地方向相關部委施加壓力。有媒體昨天報道，個別試點省市曾經向有關部委發函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結果。
綠色GDP核算遭遇這種夭折不難理解。從綠色GDP的雛形——庇古稅的現實命運來看，可以想見綠色GDP核算之艱難。經濟學家庇古80多年前就指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作用是生產和消費的副產品，并致力于創設出計算這種負外部性的核算方法，為政府征收環境稅作依據。但是，庇古稅提出以來，只有為數不多的一些國家根據庇古稅出臺有關措施，而以庇古稅為理論基礎的綠色GDP，目前國際上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核算標準。
除了共同的技術因素外，比起西方國家來，目前在中國推行綠色GDP核算，困難之處還在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各級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著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沉重使命。但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環境的不同，各地生態系統的穩定程度或對污染的承受力有很大差異，比如西部生態系統就比沿海地區要脆弱，而同時西部經濟發達程度也比沿海地區落后得多，綠色GDP的核算必須考慮到此種情況，否則，“一刀切”的計算方法無疑對西部的發展以及在西部艱苦地區為民生謀福祉的官員是不公平的。
盡管現實中進行的綠色GDP核算研究有很多不完善之處，但不能以此為由否定這一工作的開展，不能自我設限、畫地為牢。須知，今日之中國已經喪失了發達國家曾經有過的將環境危機轉嫁給外部世界的客觀條件，而必須自己內部消化經濟發展中產生的環境危機。為此就需要發展出一套衡量環境損失的核算方式，而不能坐等國際上這一核算體系成熟后再去做此項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喪失環境治理的有利時機。
事實上，綠色GDP核算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對本身，說明它正在發揮環境導向作用。此時應該做的，是在完善核算方式的同時，將這一項目執行下去，而不能屈就于個別地方政府的施壓使其半途而廢。這需要中央政府的意志和決心。如果中央政府把綠色GDP核算提升為國家政策，作為中央政府衡量國民經濟的一種新的核算體系，并將推行綠色GDP的成果與干部選拔任用結合起來，那么，對綠色GDP核算的推行將會比目前有利許多。這就需要進一步深入改革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同時各方在政策、法律等方面充分達成共識。
除此之外，公眾的參與和監督也是推進綠色GDP核算深入下去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力量。世界環保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保護環境方面，公眾參與是與政府平行的一個主體。因此，在建立和實施綠色GDP核算體系的過程中，不能過于強調技術手段而忽視人的因素，如果公眾對相關環境事務有知情權益，對重大項目的設計和實施有監督權，對重大環境事件有求訴權，將能夠推動政府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決策。
總之，只要我們下更大決心，將行政手段、市場力量、公眾參與結合起來，使綠色GDP核算體系從形式公平正義走向實質公平正義，才能真正遏制粗放型增長沖動和污染企業的“燃燒”型利潤追求，最大程度地減少環境破壞對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命財產造成的損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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