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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急劇擴大。農民沒有進入“平均工資”的統計范圍，但他們的生活卻隱在數字之后。
近日，勞動保障部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發布了《2006年度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報稱，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比上年增長14.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2.7%。
欣欣向榮的數據背后，隱隱透露出異樣的味道。首先是物價因素，根據勞動保障部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測算，2006年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CPI)僅為1.7%。而耐人尋味的是，在2006年年初，人民銀行就預測全年CPI漲幅為1.5%，發改委則預計CPI增長1.5%—2%，另外甚至有政府部門預測增幅為毫厘不爽的1.7%。而根據國際知名投行機構如高盛、雷曼的數據，CPI增幅均突破2%大關，遠遠超過1.7%。這使得官方統計數據的可信性大打折扣。
其次，即便統計數據是切實可信的，扣除通脹之后的數據也毋庸置疑。但依然沒有考慮到這只是“名義上的工資”，實際工資會因為生活及其它社會成本的上升而大打折扣。例如，2006年在“平均工資”上漲的同時，教育和醫療上的費用急劇增加，這使得職工的生活質量可能并未能因此得到大幅度的改善。
再次，統計在內的僅為“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不包括下崗職工，不包括臨時工，當然也不包括農民工，只是因為沒有被統計而已。但“平均工資”的放大效應容易讓人忽視“城鎮單位在崗職工”這一界定。
那么公布這樣一個“平均工資”意義何在呢？實際上，勞動保障部制定的養老、工傷、生育、失業、醫療等保險的參保繳費費率均是按照以上“平均工資”作為繳費依據的，這涉及到各項勞動和社會保險事項的新標準問題。
根據《社會保險費申報繳納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參保單位有義務為職工按政策繳納所有險種，被保險人在養老、失業、工傷、生育、醫療保險中必須統一使用一個繳費工資基數。也就是說，根據統計出來的“平均工資”將設定繳費基數，“平均工資”上漲意味著要繳納各種保險的數額也會相應增加。更意味深長的是，納入平均工資統計范圍的公務員，不用繳納社保費，而需要交納社保費的私營企業職工卻被排除在統計范圍之外。如此，年收入低于21001元的，很可能要以21001元為繳費基數，需要繳納更多的保險費用。雖然從長期來看，保險也是一種投資的渠道，但對于年收入低于2萬的個人而言，短期內持有現金才能帶來更高效用。而平均工資的設定，事實上可能剝奪低收入在崗職工選擇現金流的權利，更不消說那些統計之外的低收入群體了。
數字與民意沒有同感與共振，公眾容易從質疑演變到不滿的情緒。就以“平均工資”的“平均”一詞而言，平均來看，所有人的工資同時增加10%，與50%的人增加20%而另外50%的人不增加，這兩種情形沒有區別。這就意味著貧富差距拉大的現實很可能被“平均”掉了，而難以體現。即便在普遍被認為高收入的壟斷性國有企業中，收入差距問題也非常明顯，上海現代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利煉通過對上海、江蘇、廣東、浙江等地9個主要制造行業1994年和2002年的數據對比證實，國企中的減員增效實際上是“增加了干部，減少了職工”。并且在同樣的時間跨度內，國有單位職工工資總額增加59%，而黨政機關等的工資總額增加了220%，差距拉大顯著。但這在“平均工資”增長的語境下，卻無法體味。
同時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急劇擴大。農民沒有進入“平均工資”的統計范圍，但他們的生活卻隱在數字之后。而對于城鄉差距的估算，目前國際學界較為認同的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實和岳希明于1988年、1995年和2004年進行的大規模調查得到的結論，該調查涉及18000戶家庭，其中包括農村9000戶、城市7000戶、流動人口2000戶。李實等的結論是城鄉之間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而這同樣不會反映在“平均工資”中。
統計口徑的偏差，部門之間的博弈，以及貧富差距被忽視等，都是目前的“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統計中需要正視的問題。這也揭示了平均工資統計可以改進的方向：首先，要擴大統計口徑，統計應該盡可能覆蓋更多的人群；其次，除了平均工資指標之外，同比可以增加除CPI之外的教育負擔指數、醫療負擔指數等衡量真實生活成本的指數；最后，應當在上述基礎上，吸納貧富差距對比的指數，方能更貼近現實，反映人們的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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