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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深化企業薪酬制度改革促進構建和諧社會”論壇上透露，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四年實現兩位數增長，并分別超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
沒有比收入增長更令民眾關心的話題，也沒有比“數據增長”而實際感受截然相反更令民眾感到苦澀，有網絡迅速跟進，推出“曬曬你的工資，看看四年來增長了多少？”結果當然可想而知，大多數人都說：我的收入沒有增長，與高漲的物價、承重的生活壓力相比，反而有下降趨勢。
如果仔細審視這條新聞，就發現“平均工資上漲”的統計對象是中國在崗職工，也即政府公務員、國有企事業單位職工，而自由職業者、個體經營者以及相當數量四處打“臨時工”的農民工自然被排除在外，何況，即使是在崗的企業員工，也未必能夠個個都享受到平均工資的增長。一個統計來源相對窄化的數據庫，其權威公信力是有所缺失的，對“流失”的那部分人群來說，其數據也是毫無意義的。他們的收入增長與否，還是在快速下降，都成為無意義的符號。遙遠的距離感，讓“職工平均工資上漲”的利好數據在這部分群體中成了苦澀的閑談。
即使就“工資上漲”的職工而言，大一統的數據也存在固有的設計弊端，即所謂“只見大致不見細化”。由于市場壟斷、行政保護形成的行業差距、地區差距和崗位差距日益拉大，少數稀缺資源生產型企業、市場獨斷企業的職工，“壟斷性紅利”驚人，工資之外的隱性收入名目繁多，他們的工資增長確實令人咋舌。大多數下游企業職工則守著一份僅夠糊口的工資過日子，工資單上的數字增長如同蝸牛在爬行。與分門別類、按照季度甚至更短時間段動態變化而統計的市場化數據統計模式相比，四年一統（計）的“職工工資上漲”結論缺乏足夠的科學規律，也難以適應市場變化。
在這份“職工平均工資上漲”的統計中，還特別標明“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百分之十二”。但今年以來生活物價的快速增長，尤其是飆升的房價不被納入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使得價格上漲的官方口徑與民間實際生活的感受總是涇渭分明。
CPI的先天缺陷，造成純粹依賴CPI所建立的各種統計，都存在某種程度的“信息失真”現象，都造成采信體系與真實數據之間的互不連通，沒有形成真正的資源共享，于是出臺的“權威”統計容易被架空了民意基礎，“美譽度”相當低。久而久之，民眾對此類數據統計充滿了心理抗拒感，統計“取信于民”的初衷無法實現。
從近年來流行的居民儲蓄“負利率”、居民投資意愿隨“牛（股）市”而出現大幅度轉移等現象來看，民眾正承受著貨幣可支付能力變相貶值、保值增值渠道單一化的難題。醫療、教育、住房“新三座大山”的改善跡象不明顯，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保障程度所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維權渠道不足而凸顯的各類勞資矛盾，讓人們發現辛苦工作所換取的勞動所得，其可花的錢并不多甚至捉襟見肘時，“工資連續四年增長”只會刺激大家脆弱的神經，引來彈聲一片。
“職工平均工資上漲”不能混淆為“全民收入增長”，不能掩蓋民生負擔與收益不成正比的客觀難題。要讓民眾真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政府還必須在基礎保障性公共服務的提供、通過工會建設等手段強化職工博弈能力等層面，加大改革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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