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2002年，中國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2422元，到2006年達到21001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12%，比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遞增9.2%高2.8個百分點。記者從中國勞動學會主辦的“深化企業薪酬制度改革促進構建和諧社會”論壇上獲悉，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四年實現兩位數增長，并分別超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

　　讀著這樣的“消息”，令人百味雜陳。誰能夠在如此不斷上漲的“平均工資大鍋飯”里分得“一杯羹”？在職工平均工資連續四年保持高速增長勢頭的美麗大旗下，幾人歡喜幾人愁呢？
　　毫無疑問，所謂職工平均工資四年高增長，不過是少數人的高收入、高幅度增資把大多數人的低工資、低幅度增資“平均”著增長――在企業，管理層與被管理層之間的收入差距高達十幾倍、數十倍，一個擁有幾十萬年薪的高管與一個年收入萬元的普通工人，一“平均”，平均工資豈能不高？在某種意義上講，職工平均工資連續高增長，實際上是企業收入差距擴大過快、過大的一個表征。
　　有資料顯示，雖然全國企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2002年以來不斷上漲，增幅較大，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職工徘徊在最低工資邊緣。這看上去很不可思議，但其實并不難理解。近幾年，企業參照公務員加薪的比例、根據企業效益來自主上浮工資。可問題是，企業管理者設計制定的調資方案帶有極大的“利己性”――企業利潤向企業高管、中層管理人員嚴重傾斜。往往是，極少數管理者上漲的工資份額是絕大多數職工群體上漲份額的好幾倍。換言之，一半以上的利潤流向了企業上層，剩下的平均到每一個職工身上當然就寥寥無幾了。工資沒有實質性的上漲，而社會平均收入卻在不斷增長，很多企業職工徘徊在最低工資邊緣也不奇怪了。
　　近期，從中央到地方，都在采取不同的制度措施，努力矯正和改變企業收入分配不公的現狀，促進勞資和諧。譬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近日指出，將采取五項措施提高企業普通職工工資收入；再譬如，上海市勞動與社會保障局也對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工作提出指導意見，經營者工資超過一線職工一定倍數的，其工資增長幅度不能超過一線職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一線職工未增加工資的，經營者工資也不能增加。這些積極的有為之舉，正逐漸在督促不公正的企業分配制度回歸理性軌道，在這樣的時候，勞動部門千萬別讓職工平均工資高增長“遮望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