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本報有報道說，南京肉價在沉寂了一段時間之后再次上漲，豬后腿肉在超市里都要賣到13.8元/斤了，再次創下歷史新高。此番肉價上漲會持續多久雖然還是個問號，但誰也不敢斷言肉價短期內會回落。肉價上漲，影響最大的當然是低收入人群，記得不久前財政部等部門曾表示要及時給低收入人群發放肉價補貼，以消除肉價上漲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但奇怪的是，肉價現在又漲了，菜籃子越來越重的低收入人群引頸以待的肉貼卻始終不見蹤影。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政府“怠慢肉補”令人失望　肉補并非可有可無的“恩賜”
第一視點

　　雖然自今夏以來，肉價成為繼房價、股價之后最令輿論關注的問題之一，但由于溫水煮青蛙的效應作祟，對“再創新高”的肉價，大家已經有些麻木了。不過我倒是覺得，職能部門需要慎重對待這件事，因為，小小的蝴蝶的翅膀，也有可能掀起“加勒比旋風”。我想問的是，我們有沒有把豬肉漲價看作一場“公共危機”，并認真對待之？
　　在我看來，肉價暴漲正是一場公共危機，只是由于不是突發事件，其對社會的沖擊是漸進式的，所以不容易引起政府部門的高度敏感。早在6月18日，新華社就報道說，根據國務院領導批示精神和國務院辦公廳要求，財政部正在抓緊落實對低保人員和家庭經濟困難大中專學生的肉補資金。但直到今天，還只有廣州等寥寥幾地發放了肉補。包括江蘇等地的全國許多地方，雖然已經有了預案，卻還在進一步觀望，沒有將肉補及時地發放到困難群體手中。盡管制定發放標準、調撥資金、直至發放需要一定的時間，但在肉價高位運行了兩個多月之后，依然沒有動作，這是令人失望的。
　　豬肉一漲價，困難群體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生活會因此而壓力驟增。5月份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3.4%，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8.3%。按目前的情勢，6月份的指數，恐怕還會攀升。時代發展到今天，一部分人如果連肉都吃不上，和諧社會是無從談起的。因此，我不明白，在政府大樓爭相豪華成為一種嚴重社會問題的當下，為什么對這樣事關民生的問題反應會這么遲鈍呢？是不是可能會引起直接、強烈的動蕩的突發事件才要雷厲風行、聞風而動？如果真是這樣，則不僅勢利，而且愚蠢。
　　肉價暴漲已經是“公共事件”，中央非常重視，也出臺了相關政策要求補貼困難群眾。那么，各地就應該聞風而動，不折不扣地落實中央政策。遺憾的是，目前不僅直補的人群非常有限（只局限于城鎮低保戶等困難人群以及在校大學生），而且也沒有及時發放到位，有學者呼吁通過肉補探索建立長效的公共補貼機制，但現在很多地方肉補都不愿發放，更不要說探索公共補貼機制了，這真的是一個讓人苦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現在南京的肉價又漲了，能否及時發放肉補，事實上已經成為政府的一道必答題。

第三只眼

　　財政部允諾的肉補發放時間是6月底之前，但現在已經是27號了，肉補卻依然不見蹤影，不知道有關部門是不是在想：等到肉價下調之后，肉補一事也就可以不了了之了。請允許我大膽地揣測一下：在相關部門眼里，肉補只是壓力之下的應急舉措而已。也正因為如此，發放肉補的工作才會在相關部門的觀望中一拖再拖。
　　但肉補真的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恩賜” 嗎？當然不是。保持物價穩定是政府部門理所當然的責任和義務。現在肉價非理性上漲，行政調控有所失責也是原因之一。既然如此，相關部門就應該為肉價飛漲承擔責任———加強市場調控和引導是擔責之舉，及時為特定人群發放肉補當然也是。退一萬步說，即使肉價真的降下來了，發放肉補也有著相當的必要性，因為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在此前的肉價飛漲中已經受損，對此進行補償也是必須的，更何況，肉價現在還在漲。
　　既然及時發放肉補是責任和義務，那也就意味著對政府行為的強制性要求。遺憾的是，從財政部“努力在月底之前發放肉補”的含糊措辭，到地方政府對肉補發放能拖則拖的態度，可以看出他們都沒把及時發放肉補當作應盡的責任，而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姿態。這種心態很要命，任何政策要想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都不能留有一點點商量的語氣和可供鉆空子的漏洞。地方政府不愿發放肉補，也許正和財政部“努力發放”的溫和措辭有關。
　　“不見肉貼”損害政府部門威信

第二落點

　　在此很想提醒各地方政府，民生問題一定要切實抓緊抓實。我們的絕大多數家庭，的確還不至于吃不起漲價一倍多的豬肉。但這個社會中的低收入人群，不少人已經處于改革開放近30年來最脆弱的時刻，稍微一點漲價的風吹草動，都是他們不堪承受之重。
　　此番肉價上漲，直接導致一些地區居民小巷里的肉攤遭遇關張的命運。它折射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其一，肉價天天漲，附近買得起肉的居民越來越少了；其二，一個或者又一個肉攤的關張，使一些靠一天賣幾十斤肉為生的底層民眾的謀生又更艱難了。農村居民的情況更不樂觀，現在絕大多數農民都還遠沒有到能夠達到天天吃肉的生活水準，肉價翻番，他們的日子又寡淡了很多吧？
　　政府有關部門，可一定要言必行，行必果，及時給低收入人群發放補貼，同時也能及時挽救一些底層民眾的就業問題。否則，一拖再拖，不僅政府的威信受到影響，而且人們逝去的好日子是不可能追回的，即使政府發放的補貼最終往前追溯進行補發。底層民眾，有多少人現在是敢透支、能透支的呢？只有手中有了錢，才能一點一點地摳出花銷來。這樣的生活經驗和經歷，相信很多來自農村和社會底層的城里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都能感同身受吧！
　　此事也告訴我們：建立公共補貼與生活資料價格上漲迅速聯動的、完善長效的公共補貼機制已是擺在全社會尤其是各級政府面前的迫切任務。油價、電價、水價、煤氣天然氣價格上漲乃至北方冬季的供暖費上漲，都會迅速而直接給相當數量的低收入群體帶來生存難題，需要通過制度化的公共補貼機制，及時、有效地體恤民生。
　　否則，臨時應急，不僅不能給民眾以穩定的預期，而且耗時費力，每次都要在決策上重復耗費大量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