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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大的危改工程酒仙橋拆遷項目從動用居民票決的方式，到有關部門稱未來通過的票決不作數，一直是輿論關注的焦點。這次拆遷之所以搞得一團糟，很大程度上是將開發商和住戶之間一個純粹的經濟談判過程復雜化了。就所謂的民主投票來說，在民事補償等權利上，每個人都有自我主張的權利，票決即使獲得了
99%以上的支持率，也無法否定1%人的權利。否則，對補償標準政府一聲令下即可，何必興師動眾與每家每戶溝通。開發商與被拆遷戶之間的博弈是對于經濟補償標準的談判，這是一個純經濟領域的問題。就像我們在日常交易中，通過討價還價雙方按照確定價格進行交易，只要雙方認可交易就可以完成，否則交易自動中止，不存在公不公平、民不民主的問題。
只有在以下幾種情況下，應該提起聽證等程序保障公平：一是房屋危改工程成為政府工程，必須投入納稅人的錢；二是市場存在壟斷現象，價格談判雙方強弱懸殊；三是公共產品牽涉到所有人的利益，對民眾的生活質量將產生重大影響，如煤氣水電等。在酒仙橋工程中，上述三個原因都不存在，因此票決中公平與民主的提法讓人哭笑不得，這是典型的將經濟博弈政治化解讀的樣本。類似的錯誤解讀、決策程序的錯位屢屢上演，不該票決的時候強調票決民主，該公開聽證的時候偏偏關起門來制訂價格。
實際上，被拆遷人群由于收入不同，對于補償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一些人認可，另一些人主要是低收入者反對，十幾萬元的回遷款對他們而言傾盡一生積蓄還不夠。這就意味著，開發商面對的是談判與承受能力截然不同的個體，他們需要制訂平均補償基準線，以個別談判解決問題，票決方法是繞不過逐一價格商榷這道坎的。
此次酒仙橋地區的房改加危改模式還陷入了市場與福利之間糾纏不清的泥潭。
對于在國營工廠勞作一生一輩子無法購房的人而言，他們需要的是政府福利性的住房保障政策，對所住公房的產權要求、對于配套設施投資的要求，他們所面對的主要談判對象不應該是開發商，而是政府。也就是說，他們主張的權利不是通過與開發商的市場談判得到的，而是由政府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賦予的。
開發商的角色同樣含糊不清，成為半市場半行政的角色。開發商電控陽光目前是酒仙橋危改項目的建設方和土地一級開發商，根據《北京市土地儲備和一級開發暫行辦法》，“利潤率不高于預計成本的8%”，利潤趨于透明。與此同時，電控陽光承擔了危改政策解釋者的角色。一個政策解讀者，以及利潤率受到控制的企業，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市場主體，但也決不是政府的代言者。
可見，價格博弈雙方的訴求都溢出了單純的市場范圍以外，酒仙橋工程成為一團亂麻也就可以理解，但解決的方法決不是什么民主票決方式，而是應該回到市場與保障的正途。
如果電控陽光核算成本與收益不成比，完全可以退出酒仙橋項目，還原自己的企業身份。政府的選擇是，或者尋找下一家有實力愿意接盤的開發商延續現有的危改模式，或者征得納稅人同意將危改列入政府工程由政府投資。
如果納稅人、開發商、被拆遷戶最終無法達成共識，又將如何？不妨將工程暫時擱置，各方力量自然形成均衡———城市中存在一片棚戶區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紐約與圣保羅都有，這在國內國外都有先例可循，不會有人因此認為北京不再是現代化大都市。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不善盡保障之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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