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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經過記者證實成都重慶已被確定為中國第三四個“新特區”。成都重慶這是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之后成為我國的第三四個“新特區”。
之前年初有媒體消息稱，廣州、廣西，武漢、沈陽、成都等多個城市都提出申請，“新特區”的爭奪戰進行得非常激烈。第三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將花落誰家，成為今春“兩會”的一個熱點，從目前來看，尚無法確定除了成都重慶市外其他城市是不是有機會入選下一次“新特區”的城市。不過既然我國已經勇敢邁開了探索新體制的這一步，前景就不容懷疑！
來自一份中新社的報道說，新特區全稱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名詞最先正式出自于溫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將東部、西部、中部、東北四大經濟區域的協調發展提到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度。今年“兩會”上，來自湖北的38名全國政協委員和42名全國人大代表分別遞交提案和議案，吁請國家在武漢設立國家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為中部地區體制機制創新積累經驗；湖南省的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也提出建議，將長株潭(長沙、株洲、湘潭)城市群設立為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擔當引領中部崛起的重任；來自遼寧省的全國人大代表提交給大會一份名為“關于請求國家支持沈陽沈西工業走廊開發建設的建議”，核心內容是請國家批準這一區域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海南特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則干脆吁請國務院將海南列為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其實特區對于中國人并不陌生，但由于改革開放和每個時期國情的特殊，我國特區的建立走過了兩個階段，前面主要是以深圳和香港等為代表的舊特區，即使如此舊特區之中也有顯著差別，如深圳等特區是為中央政府探索改革開放初期新思路的單純經濟特區，而香港包括澳門等特區完全是政治經濟文化一體的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特區。意義與實質顯然不同。這次第三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許多專家看來就是“新特區”，其意義可以與改革開放初期設立的深圳等經濟特區相比。但是，與老特區的本質區別在于，“新特區”是在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的背景下建立，是舊特區的一種改革體制的延伸，相同的是完善這種經濟模式也需新的試驗探索。事實上，近些年地區以及城鄉之間發展不均衡現象和貧富差異越來越大，已經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對于地方上而言，他們紛紛加入到劇烈的新特區名單競爭中也表明一些落后地區以及省份強烈的謀求發展的剛性需求。從政治層面上看，新特區的風生水起是在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特殊條件下謀求的一種執政理念與方針的轉變。
不可否認，以前建立的沿海開發城市經濟特區對于小平同志所倡導的一部分人和地區先富起來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發揮了一定的歷史作用，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地大物博，各地區氣候多樣，情況千變萬化，長期在中央政府大一統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下必然要損害地方的個性和自主創造力，有人驚呼中國城市之間幾乎都是一個模式，城市的國際經濟文化競爭力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中往往顯得單薄，此外，這種因為當初得到優惠政策如沐改革春風，首先迅速發展起來的經濟特區事實上卻一直是在靠掠奪貧窮地區的人力，資金以及自然資源來繼續它們的茁壯成長，這是以胡錦濤總書記所倡導的和諧社會所不能夠縱容的，于是為了阻止東西部等地區之間發展進一步差距擴大，客觀現實要求中央以“試驗”的名義向地方讓渡了中央的部分職權，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探索中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從經濟層面上看，新特區的應運而生不僅是深化改革的國情所需要的，而且也是縮小地區貧富差距和糾正舊特區長期以來掠奪落后地區的“一枝獨秀”偏頗的需要。無論新舊特區都是銳意改革，打破老古板條條框框的新產物。它們都值得肯定。
自主權是中國現代城市的核心競爭力，也是關系到各個地區均衡發展的最大保證，一個城市有沒有這樣那樣的經濟自主權就決定了他的發展潛力會不會受到束縛，計劃經濟時代，曾經地方上為了爭取發展空間只有通過行政升級來達到謀求特權的目的，比如縣升市級市，市升省轄市，省升中央直轄市，上海，北京，天津成為中國中央第一次直轄市，包括后來的重慶也從四川省分離開來成為第四位中央直轄市，這些直轄市升級后一般管的地方多了，和特區的不同在于它們爭取到是的掠奪級別小的城市的特權，是中央賦予的向下延伸的權力，當然水漲船高，自主權相應多了些，但不是很多。特區最大標志不是那些特權多了，而是自主權比直轄市要大得多，是中央特權對地方一種大規模的放權，一般特區建立后還是原來的地盤與人馬，可是政策靈活性與主動權卻顯著提高，一上一下之間差別十萬八千里，為此建立更加多的特區更加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地區改革均衡發展需要，適合千變萬化的條件各異的地區自主發展需要。
正像6月7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下發的通知上要求的那樣：成都市和重慶市要從實際出發，根據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的要求，全面推進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并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率先突破，大膽創新，盡快形成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推動全國深化改革，實現科學發展與和諧發展，發揮示范和帶動作用。有關人士認為，國務院批準在成渝兩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是國家推動中西部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國家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舉措，意義極其重大。這其實也凸顯出來黨中央執政理念的進一步轉變，毋庸諱言，特權是人治和官僚的孿生兄妹，而放開地方的管理自主權才是民主政治的最大特征，過去鄧小平同志早在幾十年前面就喊出來了解放生產力的口號，深刻認識到落后的經濟是由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決定的，為此當時我們各級政府深明大義逐步對國有企業減政放權，開放搞活了經濟，奠定了我國改革發展的基礎。如今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加大對地方自主權放開的探索，則表明黨中央與時俱進的改革決心與理念。相信把執政為民，立黨為公這一執政理念具體化，細節化一定能夠受到黨內外群眾一致擁護！
我認為在中央新特區實驗成熟后，不妨把中國所有省級城市特區化，簡政放權成為大勢所趨，像不久前民間呼聲很大的逐漸取消地級市的行政改革方案就有很大實施優勢，省直管縣與新特區建設結合起來，相輔相成，定然能夠探索出來一個適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積極的改革發展新路子，加強體制的創新與前瞻無疑是今后中國經濟騰飛和規避經濟危機風險的一劑良方，我們期待著這樣的探索能夠更加大膽和幅度快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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