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舊城改造是當前城市建設的敏感問題。在北京，迄今最大的危舊房改造項目酒仙橋危改工程，將于近日進行全民投票，以此決定危改拆遷是否繼續進行。這次備受關注的危改投票，按一戶一票原則進行，公證機關將首次對危改工程進行監督。目前，危改工程的投票表決書已經分發到戶，正式投票將于本月9日進行。
早些年，多見野蠻拆遷的血淚故事，近來則多有釘子戶堅忍不拔，拆遷這一城市建設方式，似乎也在緩慢演變。此次主辦方提出“和諧危改，同步搬遷”，全民投票正是為了避免釘子戶的出現對其他居民不公。依據投票結果推動拆遷，一個拆遷的民主時代似乎一夜到來。
然而，全民投票不能解決久無進展的改造拆遷問題。首先，私人的合法財產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這不因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機制而遭到否決；其次，拆遷協商的前提條件，是要有明確的私人產權。在此之上的產權自決，并不依從公共選擇的民主機制。最后，拆遷改造順利與否，不取決于公意聚集和明確表達，而取決于產權之間的對等協商是否成功。
因此，北京酒仙橋工程的全民投票，雖然罕見地尊重了拆遷業主的意愿，卻不能確立為當前困局的一種解決方案，更不能成為分化民眾、以民制民的策略，而只能因應復雜的利益格局，為久推不動的危舊房改造進行一次民意摸底。
城市舊城改造的利益模式，同樣在北京酒仙橋項目中重復。一方面，城市中的危舊房屋，隨時會引發公共安全事故，政府為此要承擔責任。但更重要的是，政府想通過舊城改造，調整用地功能，疏散中心城區人口，落實規劃布局，增加財政收入。另一方面，業主希望藉由改造工程，改善危險破舊的居住環境，獲取最大的收益補償。而天然逐利的房地產商，意欲在舊城改造的每個環節尋求最大化的利益。盡量減少拆遷補償，壓縮拆遷成本，成為其獲利的基本模式。
這三方的利益平衡，顯然需要極其復雜的機制方能實現。過去的血淚拆遷，就是強勢商人與強勢政府各為其利，無情地侵奪民利，造成悲劇。北京酒仙橋工程，已經現出三方平等博弈的基本格局，但后續如何發展，仍然沒有可靠的法律機制來確保，只能猜測。
北京酒仙橋工程的困境，還來自復雜的歷史糾纏，尤其是混亂的產權狀況。目前，這一地區屬于應停止使用和整體拆除的房屋達70%以上。在需要拆遷的5473戶當中，絕大多數都是原來的國企下崗職工和離退休人員，而擁有房屋所有權的僅有707戶。
那些世代居住了幾十年卻沒有房屋產權的國企住戶，事實上成了歷次住房改革的利益受損者。他們的福利，在“低工資、低消費、高積累”的計劃經濟時代為國家所抽取，卻未能在其后的體制改革中追認和體現。具體到酒仙橋危舊改造工程，即需要政府以解決歷史欠賬的誠意和耐心，首先以法律形式確認這些住戶歷史形成的房屋所有權。然后，才能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依照相關法律，推動工程繼續進行。否則，他們的權益只會在改造中進一步流失殆盡。
此次北京酒仙橋工程的全民投票，可以看出強勢的基層政府與地產商，已經開始自我節制、自我約束。在拆遷中公然使用強力，需要付出越來越高的道德成本與輿論風險，這些已經成為基層政府和地產商的意識。但地方政府和地產商也很可能存有幻想，即放棄自身公然的強制，轉而利用以民眾內部的利益分化，以多數人的利益強制少數人的利益，從而順利完成拆遷改造。在有著所謂民主集中習慣的社會心理中，多數從來被重視，少數向來被忽視，這一招的群眾基礎不可小覷。
然而，更理想的狀況，則是地方政府不再主動擔當拆遷改造中的冤大頭。因為，在明確的產權條件下，危舊房屋的改造只是產權所有者的市場自主行為。選擇什么樣的企業來改造，以什么方式來完成改造，都只是簡單的市場選擇問題。政府，只須著力完善基本的法律框架，回到其市場監管者的本職角色即可。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