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勞動節，一個全新的詞語進入人們的視野——“過勞模”。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有人曾用“三高和三中”來形容“過勞模”，即：高學歷、高收入、高職位，中層、中產和中堅分子，他們的工作強度可能比“勞模”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戲稱為“過勞模”。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對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的調查，已經有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

　　為什么出現已經有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的情況？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說，“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是導致‘過勞模’的重要原因。”而在我看來，這個“過勞模”也應該是國際“半”例的產物。即我們引進了國際上的競爭理念，但卻對人家的勞逸結合的相應的保障理念置之不理。我們不妨看看其他國家的人是怎么對待工作和休息的。
　　比方，4月13日，西方七國財長會議在華盛頓舉行。這是一次有關全球經濟和金融政策的重要會議，但人們發現德國財長施泰因布呂克意外缺席，因為他已經答應家人去非洲的納米比亞度假，觀察那里的野生動物。德國財長竟因為要和家人去休假而缺席了西方七國財長會議，這說明，在歐洲，休假絕對是天大的事。而最為重要的是，休假的傳統已經成為一種價值觀，深植于人們的心中。
　　工作狂在其他地方被視為“成功人士”，但在歐洲或許就被看成一個乏味無趣、不懂生活的人。
　　而絕對不僅僅官員，其他人也一樣，報道中說，在澳大利亞的研究所就職近10年的大衛，工作勤懇，去年他的研究報告還在一次國際研討會上獲了獎。盡管被視為“模范雇員”，但大衛每年的假期一天也沒少休。今年大衛選擇了意大利作為休假地。他從撒丁島給記者發了一封郵件：“我和我的手機一樣，都在關機充電狀態。有什么事給我發郵件吧，我隔幾天會上網查看郵件。不過，這些天我只收到親戚朋友的郵件。單位好像把我給忘了，而我更是把他們也給忘了。”
　　而我們呢，我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在黃金周期間能得到真正休息的都有限吧？就更不要說什么帶薪休假了吧？另外，北師大心理學博士生王芳稱，減輕過度工作造成的負面影響有賴于整個社會保健系統的健全。一些國家的大型企業都定期為員工進行職業心理保健“但在國內勞動力市場嚴重不平衡的狀態下，職業心理保健還只能靠個人調節。”
　　“過勞模”的提法似乎有些矯情了，“過勞模”也不是誰想當就能當的呀，如果你想要那么高的待遇卻還不想付出，世界上哪找那么多的好事去呀？但這也不過是我們的傳統思維在作怪而已。
　　終歸人不是機器，隨著時代的進步，我們是必須盡早樹立勞逸結合的理念的。但面對巨大的競爭壓力，想靠個人注意勞逸結合確是很難做得到的，可能做到的制度方面的保證又得等到何時才能建立起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