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勞動節，一個全新的詞語進入人們的視野———過勞模：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們的工作強度可能比“勞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對北京、上海等四大城市的調查，已經有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5月8日《北京晨報》）。

    無疑，“過勞模”是“過勞死”的前奏，7成白領成為“過勞模”的事實，足以讓我們對白領的健康問題憂心忡忡。但問題是，除了白領之外，還有多少普通勞動者或者說不為專家所關注的職業群體，存在著“純度”更高的“過勞模”現象？遺憾的是，調查數據指向的僅僅是白領這一精英職業群體，似乎“過勞”是一種“富貴病”。
    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在去年“過勞死”問題學術研討會上，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劉漪曾認為，公安、IT、文化演藝、國家公務員成為“過勞死”的高發區，他也同樣將“過勞”問題僅僅視為部分精英群體的“職業病”。
    即便是普通人通過常識和常理都能推斷出的結論，相信長期從事專項研究的專家不會不明就里。但不少專家簡單地將應當為普通勞動者所“共享”的“過勞病”，僅僅“賦予”部分精英群體，癥結就在于研究者的視角和研究定位的問題。毫無疑問，一個狹隘的研究視角，會讓一個本來普遍存在的問題被“矮化”為“特殊問題”。
    如果說預防和杜絕勞動者的“過勞”現象，是保護勞動者進而尊重每個個體身體健康和生命權的宏大命題，那么，所有可能存在“過勞”現象的勞動者在調查數據中都應被一視同仁，而不能存在厚此薄彼的主觀傾向，至多存在區分那些“過勞”問題高發職業進而“區別對待”的問題。但在調查對象上的“事前篩選”，會讓調查結果成為保護部分群體的依據時，也會成為忽視更多人健康保護的淵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