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勞動節，一個全新的詞語進入人們的視野——“過勞模”。平均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基本沒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他們的工作強度可能比“勞模”有過之而無不及。根據北京師范大學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四大城市進行的調查，已經有七成白領成為“過勞模”。
“過勞模”一詞雖新鮮，但“過勞者”的工作和生命狀態卻并不新鮮。近幾年來，甚至還可以追溯得更遠一些，因過勞而致死的事例不時見諸公眾的視野。
歷史地看，“過勞”是分工愈益細密、競爭高度激烈的現代社會所付出的必然代價，在生產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時代，并不存在“過勞”一說。比如，歐美人類學家曾對非洲某原始部落觀察發現，他們每天的工作時間大約在2-3個小時，其余時間用于喝啤酒、唱歌跳舞等娛樂活動。雖然“過勞”是現代社會的某種生活代價和若即若離的陰影，但預防或最大限度的控制“過勞”卻完全有可能。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等國社會，都經歷過“過勞”的階段，只是如今他們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重視并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預防或控制“過勞”的制度和技術體系。
我國目前正在向現代化和城市化過度，轉型時期，發展和競爭的壓力空前加劇，因此，“過勞”對于我國而言是“老問題、新情況”。伴隨著這種新情況的，則是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以及各種“過勞”統計的層出不窮。然而，大多數統計似乎顯示出，容易“過勞”的是高學歷、高收入、高職位者，或者一些行業領域的白領、骨干、精英們；留給人們的印象是，“過勞”仿佛是一種“精英病”。北京師范大學的這次調查，不過是再一次加深了這種印象。
固然，從事腦力勞動的社會精英分子，因其有著更多的資源和更高的話語分貝，且“過勞”并不明顯表現為肉體的損傷，從而更容易獲得社會的普遍關注。然而，依據“過勞”的公認標準，或者即憑經驗也可以想見，最基層的體力勞動者比如工廠的工人，同樣(甚至更容易)會成為“過勞”者。在許多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居多、把“人力資源眾多且廉價”作為競爭優勢以自居的現實語境中，統計一下工廠、企業或商業、服務業的從業者有幾成的“過勞模”，并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然而，“過勞”統計長期對焦于“三高”、白領，不能不令人遺憾。如果某一天，我們完成轉型、步入發達之后，返身搜檢、查閱，發現底層、體力勞動者的“過勞”的數據、資料“不可靠”，并非危言聳聽。
實際上，我們還不難發現，白領、“三高”們的“過勞”是一種有選擇、為尋求更好生活的過勞，退而求其次，他們的生存絕不會是問題；而常被忽視的那些群體的“過勞”，往往是沒有選擇的、為生存的“過勞”。如果有關“過勞”的統計和憂思還熱衷在某個小圈子里打轉，這不說是有害的，至少是一種矯情。“過勞模”，應該是關于每一個勞動者的生命和權利的現實問題，對它的調查、預防和控制也不應有所遮蔽、偏倚，別讓“過勞模”生出兩樣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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