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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內地眾多協會組織尚在因“社會籌資”而倍感艱難時，從2007財政年度開始，中消協全年所有的運營費用，將全部從中央財政撥付的750萬元資金中支取。迄今為止，能夠享受這一“待遇”的，只有中消協一家。
人們不禁要問：中消協為何要“變身”？
事實上，掛靠于各地工商部門的消費者協會自成立以來，就面臨著“名”與“實”相背離的尷尬。雖然早些年消協在回歸社會團體的屬性上，做過不少努力，但這個由行政部門一手創建及扶持起來的“社會團體”，卻注定難以對其身份產生認同。尤其是近年來消費糾紛劇增，消費者維權意識有了很大提高，因而消費者對消協的期望期也隨之提升。
但是，消協不論在“事前預警”還是在“事后維權”上，離消費者的期望都頗有距離。
2006年的“歐典地板事件”，不但直接導致了消協的“3·15認證”被叫停，也導致了消協20余年累積起來的公信力流失慘重。
在消協開始備受消費者質疑時，一場以“要錢”和“要權”為主要訴求的消協改革，在各地悄然展開。2005年，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突然變身”，從原來歸屬于工商部門，轉而直接歸屬于上海市政府領導，運營經費也全部由市級財政專項直接撥付。
“上海模式”令各地消協很羨慕，也得到了中消協的“欣賞”。2006年3月，吉林媒體披露了該省消協將成立消費者維權執法大隊的消息。這一舉措是要“破解消協在維護消費者權益上的軟弱無力”。
顯然，公信的流失與地方消協在“錢”、“權”問題上的大膽改革，直接促成了中消協“變身”。
每年750萬元人民幣對中央財政來說，也許并“不算多”。
但中央財政以全額撥付悄然“收編”一個社會團體的意義，“早已超出貨幣面值本身”。可想而知，于此間有多少盯著中央財政的“社會團體”，正為未能先行一步遞交申請懊惱，又有多少同類組織正摩拳擦掌，精心準備著一紙申請，等待來年也爭取像中消協一樣“變身”。
很難說消費者權益保護，比生態環境保護或眾多慈善事業更重要。社會團體多基于公共利益設立，中消協的困境，其實也是大多數社會團體的困境。中消協變身的示范價值，不僅將直接作用于各地消協，也將直接作用于其他社會團體，乃至更廣大的NGO(非政府組織)和NPO(非營利組織)。
據稱，“變身”之后的中消協，還醞釀著職責上的重大改變：將從直接幫助消費者維權的“事后維權”，轉向“事前預警”。這正是人們對中消協“變身”的深層憂慮。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確不獨需要社會職能的充分發揮，更需要行政職能和司法職能的有效介入。但行政權、司法權和社會監督權不能彼此混淆，更不能合二為一。
事實上，消協在踐行“事前預警”和“事后維權”上，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重要的是，相對中立的身份，也許更有利于“事前預警”和“事后維權”的效果。相反，假如“變身”之后，中消協進一步變成事業單位甚至行政機構，一方面在“事前預警”上難以避免與原本就承擔有“事前預警”職能的行政部門，如質量監督、工商等相沖突；另一方面，也少了一個以純消費者的民間中立身份參與消費維權的路徑。
和諧的消費者權益保護體系，應是行政部門與社會組織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相互配合又不逾越權力的邊界。也正因如此，在我國的市場經濟秩序正趨于健全的背景下，才更需要充分發揮NGO和NPO的作用。在此，我們不反對給中消協以財政支持，但“變身”之后的中消協，如何解決在行政職能與社會職能之間自如游走，并更好地引導社會領域中的消費者維權運動等問題，不但是中消協需要直面的題目，其利弊如何更有待檢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