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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資源的稀缺性，任何一種制度，都不可能實現資源無償配給。市場經濟是貨幣交易，計劃經濟時期，資源極度短缺，要輔之以票證方式和權力職務等級方式。前者比如糧票，后者比如當年對飛機票和火車軟臥的購買限制、不同職務對應的住房面積等等。很多人懷念那個年代的低物價和收入公平，其實只是沒有想到這種分配方式也是另一種貨幣，非正常的貨幣分配掩蓋了正常貨幣本該具有的收入差距，也顛覆了商品在正常貨幣上本該具有的價值。
票證配給是計劃經濟時期最常見的一種資源配給方式，由于存在價格管制，社會物價處在一個極低的狀態，而資源又十分稀缺，供不應求，物價本該高漲。但是，采用票證制度后，貨幣不再是購買商品的惟一憑證，有限的票證等于提高了價格，抑制了需求，緩解了短缺的局面，商品琳瑯滿目，而購買者卻極少，市場又恢復了表面的繁榮。
如果我們把這種票證還原為貨幣，就會發現原本低價的商品實際價格已經漲上了天。對糧票的買賣實際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而福利分房的配給方式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完全斷絕，一些權力部門一直在變相分房。在房價高企的情況下，一些人甚至夢想回到計劃分房時代，近期的單位自建房回潮，就是一個體現。
相比于票證，福利分房是赤裸裸的權力配給模式。票證作為一種間接的媒介物，從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權力的印記，同時票證可以流通，大家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獲得。但是權力就不同了，權力的資源更稀缺，更缺乏流動性，對資源的占有更缺乏與社會共享的可能。這種分配方式，受惠人群最小，是一種最缺乏公平性的分配方式。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市場配給代替了行政指令性配給，社會的創造力得到恢復，社會財富的增加導致了票證的自然消失，而福利分房的取消則意味著最后一塊對權力傾斜的領域也進入了市場領域。與權力相比，金錢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金錢面前人人平等，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家都有獲取金錢的可能，有了錢都可以去市場上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包括住房。
福利分房取消后，大家可以去市場上購買自己需要的住房，而不是在單位仰領導的鼻息，撿拾某些特權的殘羹冷炙，社會更加自由，物質財富和幸福感都相應地增加了。但是，隨著房價的高企，大眾不滿情緒則日漸增加。很多人把房價高企、買不起房，歸結為市場經濟的后果，甚至個別人還有倒退回計劃經濟的傾向。
應該看到，房價的上漲是經濟發展、社會財富增加的表現。社會財富的增加，在日常消費得到滿足之后，剩余財富會形成資本。由于資本需要進行投資、增值，這時明顯的特征是消費品價格的不斷下跌和資本品價格的上漲。這些資本品包括股票和房地產以及其他具有投資價值的金融品種。由于我們的投資渠道非常有限，對股市也缺乏信心，因此，房地產就成了近階段最有價值的投資品種。資本的大量涌入，又導致房地產價格的迅速攀升。
正如吳敬璉、郭樹清等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房地產業目前的問題，不是市場化造成的，恰恰是市場化不足造成的。住房雖然實現了商品化、社會化，但是作為政府依然控制著太多的資源，從而為權力尋租帶來更大的可能性。權力尋租又導致地方政府與開發商的默契甚至產生直接的腐敗行為，這種行為表現為對房價、地價的助推以及對市場交易秩序的放松，其產生的房價暴漲、市場欺詐都是民眾意見的焦點。
市場化不足還表現為隱性的福利分房的存在。雖然福利分房名義上從1998年的“23號文件”開始已經結束，但很多特權單位仍然在通過自建房、單位購買商品房、經濟適用房的方式變相福利分房。這些“集體行為”形成了對市場的沖擊，間接抬高了房價。在這些“集體行為”中，雖然也解決了一部分公務員、單位職工的房屋需求，但這些單位花樣繁多的依一小部分人條件劃線的“腳后跟政策”，實際不過是借給單位職工分房之名，擴大領導層的福利罷了，同時也滋生腐敗，使部分“管事”的成了“先富起來的人”。這些房屋往往空置率較高，同時也成為新政策實施的障礙。因此，對于任何單位自建房的回潮，我們都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防止權力對市場新的干預。
經濟適用房也是一個市場化不足的表現。經濟適用房最初是為了拉動經濟而采取的“臨時性措施”，開始怕賣不出去，根本沒有購買限制。其購買對象定位為中低收入者。由于中低收入者的購買競爭力的差異，實際購買的往往都是中等收入者（個別是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根本無法享受這一補助。但是做為一個社會而言，中等收入者是最廣泛的一個人群，政府根本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對中等收入者進行補助。隨著市場形勢的變化，經濟適用房沒有厘清其保障范圍，發揮其真正保障職能，反而形成了對市場的干預，帶來了諸多的社會矛盾。
市場化不足同時導致了另一個連帶效應。由于政府部門的精力主要在于對市場行為的關注和干預，導致了政府社會保障職能的缺失。市場經濟能夠帶來社會財富總量的增加，但是也會帶來貧富差距擴大甚至兩極分化。保持社會公平、對低收入者進行救濟、建立對低收入者的社會保障，這些都是政府工作的應有之義。這些，正是我們以前的工作中忽視，而目前正在積極彌補的方面。
需要注意的是，建立社會保障是為了更好地促進市場化和減少權力對市場的干預，而不是計劃經濟或福利分房的“借尸還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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