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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全國人大辦公廳全文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草案)》，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
筆者認真閱讀了法律草案后，有一個明顯感覺，那就是，對目前社會各界反響強烈的反就業歧視，就業促進法草案并未給予全面系統回應，相反只作了點到為止的原則性規定。
筆者認為，反就業歧視是促進就業、發展和諧勞動關系的重要方面，就業促進法對反就業歧視點到為止的規定將嚴重影響該法的實際作用，影響立法目的的真正實現。
就業促進法草案關于反就業歧視的規定一共有三處：一是第五條規定，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身體殘疾等因素而受歧視。二是第二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以及職業介紹機構、人才交流服務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不得以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身體殘疾等因素歧視勞動者。三是第二十七條規定，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享有與城鎮勞動者平等的勞動權利，禁止對農村勞動者進城就業設置歧視性限制。
分析這三處規定，其實是明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即一是反對一般性就業歧視，法律草案列舉了六種歧視，二是反農民工歧視，而第五條規定和第二十六條規定不過是從兩個側面規定了同一個問題。可以看出，這些規定的內容都過于原則，內涵和外延不夠明確，而且并不具備法律規范的完整要素，缺乏可操作性。
首先，法律草案規定的“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身體殘疾”六個方面的歧視情形，顯然沒有完全概括當前已經出現的就業歧視，這就使得已經出現或者將來可能出現的就業歧視情形無法得到有效遏制。就業促進法草案對就業歧視情形的規定上恰恰暴露了不足。
其次，法律草案對就業歧視作了禁止性規定之后，卻沒有規定違反禁止性規定應當承擔什么樣的法律后果，即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這不僅不符合立法技術的要求，也將直接影響到禁止性規定能否得到落實。從立法技術要求看，法律規范包括行為模式和法律后果兩個基本要素，必須完整，缺一不可。而就業促進法雖然規定了反就業歧視的行為模式，但在“法律責任”一章中卻只字未提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這就會使就業歧視肆無忌憚，也給勞動執法帶來難題。而對于勞動者來講，無救濟即無權利，當他們受到就業歧視時，沒有相應的法律救濟途徑，就意味著他們平等就業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保障。這也不符合基本法治理念。
筆者查閱了《勞動法》和已經公開征求意見的《勞動合同法》草案，這兩部重要的勞動法律中也既沒有明確界定就業歧視情形，又沒有明確規定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這就使反就業歧視全面落空，事實上形成了就業歧視泛濫、勞動者無奈、社會各界哀嘆的不良局面。
其實，從法律的調整對象和具體分工來看，界定就業歧視和規定就業歧視的法律責任的內容，應當放在《勞動法》這部規范勞動關系的基本法中。但由于《勞動法》制定于改革開放初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尚未發育時期，這部法律的規定過于原則和籠統，其漏洞和不足已經明顯暴露。而從立法機關的態度看，近期卻并不急于修改《勞動法》，而是通過制定《勞動合同法》和《就業促進法》來加以彌補。如此一來，《就業促進法》就成了最適合界定就業歧視和規定就業歧視的法律，因為充分就業和平等就業是促進就業的兩個基本方面，離開平等就業來談充分就業，是不可想像的。
總之，無論是從立法目的，還是從立法技術抑或現實需要來看，《就業促進法》都不能對反就業歧視點到為止，一帶而過，否則將貽害無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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