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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鄧明義等33名廣東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向大會提交議案，建議降低政府官員的代表名額。鄧明義以她所了解的一個代表團為例說明，該省代表團共160名代表，其中中直機關代表為15名，省直機關代表為52名，占該省代表團代表總數的42%，再加上21個地級市的市長各占1個代表名額，中直、省直機關和市長代表就有88名（這還不算除此之外的地方政府官員），占代表總數的55%。（3月13日《南方都市報》）
針對全國各級人大代表中官員占半數以上的現狀，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在2005年接受記者采訪時就曾大聲疾呼“代表中的官員之多是世界罕見的，人民代表大會不是官員代表大會！”《憲法》中對國家機構的職責有著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級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也就是說，人大和政府屬于分工不同的國家機構，人大是權力授予機關，政府是權力執行機關，人大對“一府兩院”進行監督是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重要職權，人大的監督是代表國家和人民進行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監督。
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員具有不同的職能和身份，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人員交叉不該是常態。從完成權力運作的角度講，政府官員是權力執行人員，是被監督者，人大代表是履行權力授予和監督權力執行的人員，是監督者。但在當下的政治生活中，很多人集政府官員和人大代表的雙重身份于一身，這使得被監督者和監督者的身份發生了重合。套用一句常用的俗話就是，“官員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部分程度上造成了左手監督右手的問題。鄧明義代表也講到：“既然大多數人大代表來自政府官員，很難想象這些代表能夠很好地對‘一府兩院’進行監督，自己監督自己或者監督上級，從利益關系上就很難對‘一府兩院’提出建議、批評或意見。”
顯然，這不利于國家權力的良性運作，不利于監督狀況的切實改善。就很多經濟與社會問題而言，對權力運作的監督缺位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吳邦國委員長向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所作的工作報告中，共約1.5萬字的篇幅內“監督”二字出現了89次。這固然反映了人大監督工作所取得的進步，也反映了監督工作的重要性和艱巨性。不僅如此，政府官員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過高，使得政府官員占用了過多的代表名額，客觀上造成政治資源的過度集中，不利于代表的廣泛性和普遍性。這種集中給部分違規官員提供了投機空間，他們可以借用人大代表身份的權力特殊性，來拖延時間以維護自身利益。
當然，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的形成都有歷史繼承和現實制約的雙重因素，中國也不例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需要在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中尋找合適的路徑，很多改變不可能一步到位。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已經提出了依法治國的政治理念，民主法治也已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原則。因此有理由相信，政府官員當人大代表的相關問題，應該能夠得到有效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