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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長馬維亞在該部的新聞發布會上稱，現在中國每年被盜自行車400萬輛，經濟損失超過20億元，為此，數個中央政府職能部門將在今年聯合開展為時5個月的“治理自行車被盜問題專項行動”。馬維亞透露，今后，我國將逐步建立自行車購銷實名制，并推行自行車編碼制度。
作為一個曾經十來次被盜自行車的公民，對于政府將開展的這一專項活動，我首先表示由衷的高興和支持。正如馬副部長所說，越來越猖獗的自行車失竊現象，不僅嚴重影響公民正常工作和生活，也讓人們缺乏安全感。有關政府部門對此高度重視并加以治理，絕對是好事。但是，自行車實名制，能不能解決丟車難題？
按照公安部的思路，今后將在自行車銷售環節實行實名制，明確自行車購車人的“所有權”。毫無疑問，這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根據所有權人和自行車對號入座的原則，通過排查檢驗以確定自行車是否有被盜的嫌疑。可我首先懷疑的是，面對大馬路上那如潮的人車混流，面對總數達4．7億的自行車保有量，哪個機關有能力去檢查，這樣的檢查會不會給公民帶來更大的不便？
其實，不管是編碼制度還是購銷實名制，都是數十年前自行車鋼印制度的翻版。但時過境遷，過去的制度在今天看來已經是非常落后的了。三十年前，自行車和縫紉機、手表一道，被稱為我國居民的“三大件”，那時一輛自行車價值200元人民幣，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8個月工資，那時對自行車進行登記，是對居民重要財產權的有效保護措施。但今天，一輛自行車不過百多元，相當于一個人三五天的工資，它在家庭財產中所占比例已經大為降低。
我不是說自行車占總財產價值比降低就否定保護的必要，而是說要考慮這種保護的付出和收獲是否合理。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生活的多樣性，人們的財產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價值超自行車的物件，如衣服、鞋子、手機、電腦，都被人們普遍擁有和使用，這些物品也多有失竊現象，是不是也都要實行實名登記制？
但事實上，還真有人試圖提出這樣的思路。比如前不久，針對手機盜搶越來越嚴重的局面，北京市就試圖推出手機買賣和使用實名制，針對交通高峰時期火車票購買難和倒票現象嚴重的現實，有人建議實行購票實名制，這些最終都淪為笑話，因為對天文數字般的火車乘客潮或者手機使用者逐個登記和查驗身份證，最終只會拖累政府，給人們帶來更大的不便。種種跡象表明，實名制似乎成了一種管理思潮，而事實上，這種過于簡單的思路，是將政府本應承擔的復雜管理任務簡單化地轉嫁給公眾，使公眾蒙受更多的不便和損失。
實名制有如此弊端，為什么有關部門還樂此不疲呢？我認為，相關部門的官員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中國是一個有著數千年專制傳統的國家，長時期的奴隸制和封建制，使中國的社會管理帶上了濃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傳統的宗法制，使政府的管理和民間的自律，都依賴于對人的身份管理而不是依靠其他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在這種思路下，統治者管理社會，它的本能反應就是管人，以為管住了人就管住了一切。在這些思維根深蒂固的影響下，中國盡管進入到21世紀，但很多官員和部門依然沒有脫離管人思維。
回到自行車管理問題上來說，之所以盜竊現象嚴重，問題不在自行車購買者和使用者有什么錯，而在于有關部門長期以來放任盜竊者為所欲為，很多警察總認為偷輛自行車沒什么大不了，對這些案件不重視，出警不及時，存在以罰款代刑罰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防范自行車被盜，不需要別的辦法，就是有關部門嚴格執法，積極作為，將問題消滅在盜賊這一根本環節，而不是讓每輛自行車都注冊登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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