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輿論一直以來詬病的“聽證會逢聽必漲”現象，終于有官員正面回應了，北京市發改委副主任做客某媒體時稱：聽證會并不是完全的逢聽必漲，比如前段時間北京對公園門票的聽證會，代表都贊成漲價，政府權衡各種因素后并沒有漲。另一官員稱：“逢聽必漲”是對聽證會制度的不了解，應是逢漲必聽而不是逢聽必漲，價格聽證會是政府價格決策之前廣泛聽取意見的法定程序，聽證會的本質應是逢漲必聽。(1月7日《新京報》)

　　第一位官員僅以一兩次“聽證未導致漲價”來反駁逢聽必漲，這毫無意義。公眾“逢聽必漲”的抱怨不僅源于既有的經驗判斷，更是表達一種身在現行聽證制度中的無力感和弱勢感：缺乏知情權，缺乏參與權，缺乏意見表達權———表達了也難以得到尊重。既然如此，脫離公眾的現實處境而談“一兩次聽證未漲”毫無意義。
　　第二位官員稱聽證會的本質應是逢漲必聽，筆者認為這純粹是胡扯，是對聽證制度作有利于壟斷利益集團的解釋。聽證會不是單純的逢漲必聽，不是只能由水、電、油、氣等壟斷集團提起漲價聽證，而是應順應社會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要求而展開：當電力企業以虧損為由提起漲價要求時，有關部門應組織漲價聽證會；當多數公眾以利益受損為由提起某種產品的降價要求時，政府應該給公眾降價呼聲對等的提起聽證的機會和權利，召集各利益方進行降價聽證。
　　有人要說了，降價就降吧，這是一種放棄某種既得利益的行為，只要有人愿意降，根本沒有聽證的必要———這僅是站在經營者利益立場上看待降價。降價更多是消費者的利益要求：當消費者看到國際油價下跌時，他們會產生降低油價的利益要求；當消費者感覺春運時火車非常擁擠而且服務降低時，他們會有火車票降價的要求；當消費者利益覺醒時，他們會集體發出取消電話初裝費、取消固話月租費、取消燃氣初裝費的呼聲———政府不僅是壟斷經營者的政府，也是消費者的政府，不應僅是“逢漲必聽”，而是社會中每個群體的利益呼聲都有要求聽證的平等權利。國際油價上升時，石油企業有權要求漲價聽證；國際油價下跌時，公眾要求降價的聲音同樣有權要求聽證。
　　可我們何時看到過公眾的這種聽證主張權得到尊重？石油企業想漲價，政府立即召開聽證會，可消費降價呼聲那么強烈，為什么不為降價設置聽證議程？取消電話初裝費、固話月租費的呼聲響了這么多年，為何不召開一次聽證會讓電信企業擺出不取消的理由？
　　平等設置聽證會議程不是一種簡單的權利，而是關涉到主動與被動的關系。因為既有的聽證會都是反映壟斷者意志的漲價議程，公眾總是處于非常被動的境地，聽證會很容易被偷換為“漲多漲少何時漲”的問題，強烈反對的結果至多只能使漲幅小一點———這種只有漲價才設置聽證議程的安排，加上公眾在聽證會上的權利貧困，形成了制度性的“逢聽必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