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去年北京“兩會”期間，有一個叫張惟英的政協會員在提案中說，外地人口素質低，北京應該設置人口準入制度，限制他們進京。此論一出，輿論大嘩，從政協委員、政策專家、法律人士、新聞媒體到普通網民，多持反對態度，認為人口準入制是一種倒退，有違城市發展理念和現代人權觀念。本人也曾撰文，指出張惟英委員是在搞族群歧視。有些激烈的網民，甚至稱“張惟英是一個令人發抖的名字，人口準入是一個令人發抖的詞”。后來人們沒有看到北京市有關部門采納張委員的提議的報道。
據《信息時報》報道，人口準入論又在廣州重現。在今年“兩會”期間，政協委員蘇寶玲委員提交了《給“走鬼”(粵語，即無證流動小販)一條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她認為，“走鬼”往往有出于謀生的無奈，應該變堵為疏，采用“先安置，再取締”的人性化管理方式，切實為“走鬼”尋求一條出路。從報道中看不出蘇寶玲委員將流動小販分成了本地人和外來人員，如果一視同仁的話，這個提議無疑是非常正確的。但是，在廣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門對該提案的答復中，族群歧視論調又幽靈重現：對于流動小販中的本地下崗失業人員或失地農民，采取各種辦法進行安置和扶持；對于其中的外來人員，則區別對待，甚至因此牽涉到流動小販以外的更多外來人員：“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則在個別行業上探索研究一些外來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進入廣州生活人員的門檻，減少低素質外來人員”。
經過回復中這一變更，事情變成了這樣：張惟英委員那紙沒有被北京市采納的建議，幾乎原樣照搬到了廣州。回望那一場討論，這真是輿論的悲哀。可見有關部門的官員并不對民意負責，如果他們稍微在意一點民意，也不會貿然重復一個廣遭詬病的論調。那一場討論本來已經十分廣泛和深入，這一次，我相信輿論又只有悲哀地重復一遍了。這讓人想起西緒福斯神話中的那塊石頭，被艱難地推上山頂之后，又輕而易舉地滾回到原地。
這件事情出現在廣州，尤其令人感到遺憾。我一直認為，從文化傳承上看，廣州是一個最沒有歧視色彩的城市，其包容精神和平等意識深深地浸透在市民文化之中，是中國最好的一個移民城市。每當我看見那些乞討的、賣唱的、擺地攤的和其他市民相安無事，悠游自在，就覺得這才是一個文明環境。其他很多城市管理者都不知道，一個城市文明不文明，并不是看它的街上有多少達官貴人、高級轎車經過，而是看它是不是讓流浪漢也過得快樂。
廣州這樣一個移民城市，它的發展基礎即是近代以來的開放意識。正因為這個傳統，它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迅速發展，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如果廣州歧視外來人員，等于砍斷自己的祖脈，失去了發展的根基，也埋沒了自己的文化。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珍視這一傳統，臭名昭彰的收容審查制度即是一個明證。收審制度由廣州本地的媒體發難，通過“孫志剛案”報道的推動而得以廢除，應該說也是為廣州爭回了一個自糾其錯的機會。雖然至今還有人對這個制度念念不忘，但每一次沉渣泛起時，都會得到輿論的及時回應，保持在一個良性的討論空間之內。這次人口準入論的異地重現，顯然是收審制度的借尸還魂，是在揭廣州歷史的一個傷疤。如果不及時阻止，這個傷疤又可能重新流膿流血。
限制外來人員的提議，根本上就是一個族群歧視。它最大的理由是“全市70%以上亂擺亂賣人員屬于外來流動人口”，這是非常荒唐的，因為外來人員在辦證經營上受到很多限制，有關部門不去檢討，反過來拿這個限制作為驅趕他們的理由。就因為一紙戶口的區別(這也是戶籍政策造成的，而不是外來人員與生俱來的)，另外30%的流動人口得到優撫的同時，他們就會遭到驅趕？
我不得不在此重復這一段話：果真將人分為素質高低的不同群體，然后將一部分人驅逐，將另外一部分人留下，假如裁判權掌握在更為公正的第三方手里，到底是誰被驅逐出城還很難說呢。有一個外國朋友對我說，他到北京之后大為驚訝，居然老是聽見有人在公開場合甚至報紙上說另外的人群素質低。在他們的文化中，這種隨便指責人“素質低”的人才是真正的低素質者，因為他們觸犯了族群歧視的文明戒律。
廣州的治安問題始終是有些人想要打破這一文明戒律的現實理由，但是我認為，恢復收審制度也好，抬高外來人員入穗門檻也罷，都是管理者思維惰性的體現，即便因此眼前討到了便宜，長遠的發展必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還望有關部門三思而后行。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