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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廣州市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正在個別行業上探索研究一些外來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進入廣州低素質人口的進入門檻”。政府之所以準備對這些外來人員采取“堵”的辦法，事出有因。
根據有關部門調查，全市70％以上亂擺亂賣人員屬于外來流動人口。據說，這些人員無視有關管理法律法規，嚴重影響了城市整體環境。鑒于此類活動很可能影響到其他居民的福利，有關部門當然有權力，也有責任對這樣的活動進行管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有關部門對于從事同樣活動、同樣造成擾民的本地下崗失業人員或失地農民，卻準備區別對待。研究開辟“走鬼街”，以優惠條件吸引他們入場經營。這一政策，比起一味地封殺，當然要人性化很多。但與此同時嚴厲地堵截外來人員，兩相對照，顯然構成了一種公然的歧視。
有關部門自有其制度上的理由。外來人口并非本地戶籍人口，按照目前的慣例，本地政府對其不承擔公共服務和公共品的供應責任。然而，戶籍制度及據此所形成的城市管理慣例，沒有憲法上的依據，因而，從一開始就不具當然的正當性。而且，近些年來，對戶籍制度的存廢已有激烈討論，這種制度之合理性也備受質疑。凡此種種都表明了，依據戶籍對人口區別對待，對外來人員采取歧視性措施，既不合法，也不合情，不合理，更有悖于人們普遍信仰的正義與平等觀念，這是有關部門必須慎重考慮的。
此外，提高“低素質”的人口的入城門檻，必然會提高“低素質”人群在廣州的生存成本，直接損害這些人員的自由和他們的福利。有關部門為公共利益計，當然可以對外來人員的行為進行管理或疏導，但卻無權采取措施迫使其離開城市。公然的行政驅逐措施固然不可采取，所謂的經濟措施，只要其具有驅趕這些人員離開的明確目的，也同樣不得采取。因為，作為公民，自由在其認為合適的地點從事勞動，乃是一項受憲法保障的權利。
政府倘若果真采取歧視性措施，到頭來也會損害城市的公共利益。所謂“高素質”、“低素質”，完全由官員界定。然而，一個城市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人，是無論誰都不可能準確了解的。所以，各個城市經常出現所謂“高素質人才”無業可就、“低素質人員”卻供不應求的現象。有關部門倘若逼迫“低素質人員”離開城市，很可能對某些行業之正常發展、對某些群體的福利構成損害。因而，政府明智的態度，其實是允許人們自由進出城市，讓每個人，不論是高素質人才還是“低素質人員”，到社會中去發現適合自己的合法的謀生方式。
令人遺憾的是，在中國，不少城市、尤其是那些雄心勃勃地要成為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都在堂而皇之地出臺種種吸引高素質人才、排斥低素質人員的政策，這乃是最令人憂慮的。它表明了，城市管理官員并未理解城市活力的源泉，并未充分尊重個人發展權利，并未將“人人平等，人人享有”當作城市的共同理想。在我國城市化進程加速的今天，如何提高政策合理性，對有權決定一個人能否享有改變其命運之機會的官員們來說，不啻為迫近的挑戰。
到了民主、法治的理念已經被民眾普遍接受的時代，任何一個具有人文精神的人都能夠認識到，以素質來決定是否接納某人進入城市，乃是一種公然的群體性歧視措施。這與以膚色或宗教信仰等等為理由選擇性地授予人們城市生活的權利，沒有多大區別。這令人們對正在醞釀，并有可能付諸實施的相關政策充滿憂慮。
在種種剔除“低素質人員”的政策背后，把人當作工具的心態隱藏其中。具有這種心態的城市官員可能會暫時照顧高素質人才，但這些人才也不過是官員追求政績最大化的工具而已。
因此，不管是市民，還是外來人口，不管是高素質人才，還是低素質人員，都有理由關注城市政府歧視任何群體的政策，并且形成一種反歧視的公民文化氣氛，這才是廣州所應具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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