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建商務部、國資委成立、《行政許可法》出臺……從2001年12月11日到2006年12月11日，在加入WTO的這五年時間里，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在加速前行。

政府機構改革：方向符合WTO精神

    “中國的入世承諾加速了由自我內部愿望而產生的變革。”作為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主起草人之一、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張卓元對入世這樣評價。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至入世前，我國已進行過四輪大規模的政府機構改革。
    在2003年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通過了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這一輪機構改革中，整合了原國家計委、原國家經貿委和原外經貿部職能而組建的商務部，尤為引人注目。時任國務院秘書長的王忠禹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表示，當時我國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以及反傾銷反補貼工作分別由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管理；產品的進出口工作，分別由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和外經貿部負責。“這種內外貿分割、國內外市場分割和進出口配額分割的管理體制，不能適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新形勢的需要，不能適應建立和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要求。”王忠禹當時說。
    顯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和主動選擇。但毫無疑問，入世也加速了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程。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表示，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市場化方向，與WTO的精神是一致的。“WTO的各項協定、協議都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市場導向的基礎之上，其目標是通過貿易自由化促進全球經濟貿易增長。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也是圍繞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大方向進行的，所以也體現出了WTO的精神。”

《行政許可法》：體現履行承諾決心

    統計表明，我國加入WTO以來共立、改、廢近3000件中央一級法律法規、部門規章，20多萬件地方性法規、規章和政策文件。這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200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行政許可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馬懷德教授說，行政許可法最大的貢獻在于擺正了政府的位置，界定了政府的職能，將政府的職能限定在法定范圍內。
    《行政許可法》的出臺與實施，體現了我國積極履行入世承諾、建立符合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治政府的決心。在WTO框架內，行政許可作為成員方政府旨在限制他國商品、服務進入本國市場以保護本國產業的一種較典型的非關稅壁壘措施，不僅是WTO協定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加入WTO相關法律文件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泓說：“就適用的范圍而言，有關行政許可的規則涵蓋了WTO協定中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大部分領域，并輻射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領域；就表現的形式而言，其涉及特許、普通許可、資格資質認可、核準和登記等多個種類；就適用的行政主體而言，它包括海關、衛生、檢疫、商檢、證券、價格、金融等中央或地方各級行政機關；就該項制度本身而言，涉及行政許可的設定主體、行政許可立法的基本原則、實施程序以及對違法行政許可的司法審查等各個環節。”

宏觀調控：視野手段發生積極變化

    我國入世五年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加速，由此帶來政府行為方式發生積極的轉變。這一點，在宏觀調控中尤為明顯。
    今年以來，由高投資以及高順差所帶動的經濟高增長又引起了國內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實際上近幾年來，宏觀調控一詞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多。國家信息中心高級經濟師胡少維認為，我國加入WTO后，為應對入世后的挑戰，宏觀調控的權力應進一步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胡少維說，中央要加強財政宏觀調控權。根據中國入世承諾，中國要逐年降低關稅，調整國內稅制，取消可訴的財政補貼和擴大政府采購等。履行這些承諾，需要中央加強財政宏觀調控權。
    入世以后，我國宏觀調控的背景就發生了變化，宏觀調控的視野和手段也發生了變化。胡少維說，我國之前的調控更多的是著眼于國內，現在則要把視野放寬，看到國內外多種變化因素。由于國際化進程加快，國外因素現在對國內的影響是越來越大。
    如在資金方面。過去國內進行金融調控，保持利率和匯率的穩定，只要考慮國內的投資和消費就可以了，但現在由于利差的存在，熱錢會隨著利率、匯率的變動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所以還要考慮到美國、歐洲、日本等世界經濟大國的利率變化。
    又如對資源的產能調控。由于我國外貿這幾年發展十分迅速，這些產品已經與國際市場緊密接軌，所以對原油及部分金屬的產能和價格調控要充分考慮到國外因素。國外的產品價格會影響國內市場，同時國內的價格也會影響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