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記者:燕雁 攝

　　從今年秋季開始，國家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這一政策惠及全國2821萬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也為20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進城就讀進一步消除了障礙。然而，記者調查發現，受城市現有教育資源和部分免費政策的地域性限制，農民工子女進城后實現同等就學尚待一些政策性調整。

　　農村優惠，進城不再

　　老家在雙峰縣青樹坪鎮的陳雷今年來到長沙，在父母身邊讀小學三年級。孩子高興了，家長心情卻有些復雜。
　　陳雷在長沙當保安的父親告訴記者，長沙讀書收費比老家高一些。陳雷在老家學費、學雜費和課本費全免，而這學期到長沙讀書繳了130元。
　　這筆開支對一般城市家庭而言不算什么，可對陳雷一家而言未必是小數。
　　據陳雷的班主任介紹，長沙市現行義務教育免費政策為本地戶口生源一費制全免，外地戶口生源只能免學雜費，仍要繳納課本費、作業本費等。陳雷這學期開學繳的錢包括課本費、作業本費和飲水費等一些自愿繳納的服務性收費。
　　為什么一些留守兒童在農村能享受免課本費、作業本費等政策，一旦進城就不能繼續享受？湖南省教育廳介紹，自今年春季開始，農村學校學生的學雜費、課本費、作業本費、搭餐費全免，而城市義務教育全免學雜費、借讀費等。免費教科書、作業本現階段由中央財政、省級財政共同負擔，實行戶籍所在地管理；免費教科書循環利用，細化到學生個人。跨區域流動進城的農民工子女暫時還不能享受這些優惠。
　　困擾留守兒童家長的不僅有孩子進城讀書依然須繳納課本費、作業本費，還有部分學校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自愿繳納的服務性收費”。
　　記者隨機走訪了多位家長，幾乎所有采訪對象都反映一個問題，即開學所繳費用高于學校發票所列金額。
　　這些費用包括哪些內容，家長很少能說清楚。
　　一位姓蔣的家長說，學校黑板上寫多少自己就繳多少。本來孩子就是外來人口，不敢“生事”。

　　“就近入學”，資源緊張

　　長沙市教育發展計劃處處長馬經旭說，長沙市前兩年指定一些生源相對較少的學校“定點接收農民工子女”。只要提供父母或監護人戶籍所在地的戶籍證明、身份證、合法有效的用工合同或工商執照、暫住證、六個月以上租房合同以及學生原就讀學校出具的學籍證明，定點接收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向學生收取“借讀費”和與入學掛鉤的“贊助費”、“捐資助學費”、“共建費”等。
　　“這個辦法顯然與教育部‘進城務工人員子女與城市學生享受同等待遇’政策有矛盾，”馬經旭說，“既然同等待遇，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按理應像城市學生一樣就近入學。”而且，定點學校學生爆滿、教學資源不足，部分務工人員子女上學路途較遠。
　　今年秋季開始，長沙市放棄“定點”一說。除原有定點學校，其他學校也不得“無故”拒絕農民工子女就近入學。但教育部門承認，一些好學校原本不愁生源，多數務工人員子女仍然只能到定點學校就讀。
　　記者暗訪發現，一些經濟條件稍好的進城務工人員為了讓孩子就近入學，或者到聲譽好一點的學校就讀，只能選擇繳納“外籍費”。
　　一名在長沙開小餐館的家長告訴記者，送孩子進小學交了4000元“外籍費”。“雖然報紙登了，不管是不是定點小學，都要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就讀，但如果不額外交費，要想進非定點學校，證件再齊，對方都說名額滿了。”這名家長說，定點學校學生太多，條件偏差，孩子所在學校幾名外地家長都交了幾千元“外籍費”。
　　湖南省教育廳一些專家認為，隨著外來務工人員子女進城入學人數逐年增加，盡管少數學校存在違規收費現象，但城市教育資源不足是實際情況。
　　教育部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年底，全國城市義務教育學校只占義務教育階段學校總數的7%。長沙市現已接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超過五萬人；現有50所定點學校，85%以上學生人數超員。
　　長沙市天心區書院路一小校長譚麗紅說，全校學生488人，其中外來務工人員子女312人，10個班中8個超員。

　　“隱性傷疤”，亟待重視

　　大量農民工進城致使中國農村2000多萬孩子自幼與父母分離。城市義務教育免除學雜費等政策正推動農村留守兒童走向城市，與父母團聚。但如何使這些年幼孩子在全新環境里適應城鄉差距、實現身心健康成長，是一個新課題。
　　記者在長沙市芙蓉區東風小學采訪一名現年11歲的學生，聊了聊父母以及她與同學們相處情況之后，小朋友突然鄭重要求：阿姨，別在報紙上說我是農民工子女。
　　在多數成年人看來，“農民工”作為特定稱謂，或許不帶歧視意味。但孩子們似乎“少不更事”，還是感受其中“別有滋味”。教育心理學家認為，城市向農民工子女開放就學機會的同時，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應受到更大重視。
　　董人杰，今年10歲，一年前隨父母轉學長沙。孩子原本愛說愛笑愛唱，剛到長沙時興高采烈，慢慢地卻不愛說話了，整天沉默不語。父母想了不少辦法，怎么也“撬不開”他的嘴。在記者推薦的一位心理老師循循善誘下，孩子道出心結：同學曾笑話他夾雜著鄉音的普通話，同學們說話他聽不懂，感到孤單、壓抑。
　　湖南涉外經濟學院高級心理保健師徐軍認為，歧視是對兒童最大的隱性傷害。在城市插班讀書，或多或少的歧視讓農民工子女對自身貧困有深切的認識，自卑心理從此產生。一些地方設“民工子弟學校”或在學校內設“民工子弟班”，是對農民工子女貼“標簽”，會讓孩子們感覺自己是“異類”，是需要“隔離”的特殊群體。
　　“不安全感、對環境不適應、愛的缺失造成他們情感匱乏，”徐軍說，“如果缺乏及時疏導和治療，可能造成他們成年后生活痛苦，重則出現形形色色的反社會行為。”忽略農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不但耽誤他們的成長、前途，甚至可能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
　　一些基層教育工作者呼吁：應盡快消除對農民工子女的偏見和歧視；社會各界自覺注意言行，避免不經意間傷害這個特殊群體的心靈；政府和教育部門積極營造一個更公平的環境，關心、教育、幫助他們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