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再次出現了招工難現象。以溫州市為例，今年二季度，登記招工的企業數多達7060家，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而企業用工缺口也接近5萬人，比一季度上升了22%。溫州的這種情況，如果不是個別現象，那么，這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信號。它對經濟增長、進出口貿易，以及投資市場的策略調整，都有非同尋常的影響。
　　首先，就業形勢的好轉，首次從滯后指標這個環節，發出了中國經濟企穩回升的信號。這跟較早之前大家關注的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等先行指標的意義不同，它是從反映經濟運行狀況的最終環節，也就是就業環節，證實了中國經濟的探底回升，同時也是自去年第四季度以來，一系列刺激政策開始在民生層面上發生作用的直接證明。
　　幾個月前，不少分析人士都把眼光緊盯在采購經理人指數等先行指標上，對企業用工、居民就業等滯后指標不那么在意。沒錯，在經濟下滑的時候，關注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對經濟趨勢的預測意義，那是很自然的。但在證明經濟是否回穩的時候，滯后指標表現如何，就很關鍵了，只有滯后指標也出現反轉，才能證明經濟確已回升。
　　現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再度出現了企業用工缺口，出現了招工難問題，表明這些地區的工業經濟已經有所回暖。而據央視的報道稱，今年上半年，溫州市的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等指標也出現了好轉。為了招攬工人，溫州的企業家們甚至還以提高工資待遇等方式，吸引外來務工者。這就預示，在一些地區，勞動力市場也開始活躍了。
　　勞動力市場的活躍，企業用工的增加，就業機會的增多，它的經濟意義是多重的。第一，表明微觀層面的企業開始復蘇。企業有活干、有錢賺了。企業用工的增加，是企業開始活躍的表現；第二，表明需求開始蘇醒，市場出現轉機。企業用工的增加，也從供給的角度證明了需求的復蘇，市場的復蘇；第三，表明居民的即期收入將有所增加，這對擴大消費、改善民生至關重要。因此，對于企業用工與就業指標的宏觀意義，不能低估。
　　其次，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再次出現了招工難問題，表明外需狀況有所好轉，外向型企業熬過了“冬天”，大批員工保住了“飯碗”，生產有了轉機。這是一次難得的喘息機會，它為中國的外貿，以及東部沿海地區長期形成的外需依賴型經濟的轉型，留出了新的思考余地和調整空間。特別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不斷提高的出口退稅率，有了轉圜的可能。
　　事實上，自金融危機爆發后，受外需影響最大的是東部地區，尤其是沿海外向型企業，可謂遭到了重創。受其影響，中國經濟也出現了罕見的“東慢西快”現象，有人甚至稱之為“東部塌陷”。為了挽救外貿頹勢，避免大批企業倒閉、工人失業，有關方面出臺了一系列刺激出口的急救政策。現在，長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外需企業又“活”了過來，正是這些政策發揮作用的證明。這是需要肯定的地方。
　　但是，換個角度看，為了保住外貿的既有“地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一是出口退稅率的多次大幅提高，只是保住了既有市場與份額，真正得實惠的卻是外國經銷商和外國消費者。筆者前些日子在英國中西部漫游，真真切切地領教了外國人得到的中國產品的好處；二是從最近的出口產品看，只有勞動密集型產品情況稍好，科技產品遭遇更差，這對調整中國的外貿結構是不利的。而事實上，這次金融危機，起碼使中國的外貿倒退了兩年。這是我們在關注外需型企業“活過來”時，不得不考慮的長遠問題。
　　此外，企業生產的好轉，用工的增加，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變化，也給投資市場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即當前的經濟形勢與上半年已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內外部環境，已經有所變化。因此，在經濟企穩回升的時候，觀察市場的方法與角度都要隨之發生變化。再以“刻舟求劍”式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制訂投資策略，是要吃大虧的。
　　換句話說，企業用工與就業指標雖然是滯后指標，卻對基本面的判斷有潛在影響。上半年這些指標是“沉默的群體”，不在大家的視線中，大多數投資人關注的是政策利好，是流動性泛濫。因此，上半年的行情也就是在這種特殊的氛圍下，一路走過來的。但下半年或更長一段時間，雖然政策大方向難有大改變，流動性仍將保持充足，但隨著多項經濟指標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對價格和利潤的預期，將成為投資市場關注的目標。而價格和利潤，都和滯后指標有關。
　　就此觀察，研究滯后指標對經濟增長、外貿動向，以及投資市場發出的強烈信號，恐怕是下半年投資人要做的重要功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