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有關部門對流氓軟件進行立法，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我們將采取多種方法促進社會各界關注這個問題，訴訟只是其中的一種。”今天下午，國內“反流氓軟件聯盟”（以下簡稱聯盟）發起人董海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今天上午，該聯盟另一發起人孫先生狀告中搜公司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區法院一審宣判：法院駁回了孫先生的全部訴訟請求。這是繼11月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對“聯盟發起人董海萍狀告阿里巴巴”一案判決后，聯盟再次敗訴。
    今天同時遭遇敗訴的，還有聯盟成員李先生訴北京千橡互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一案。從9月4日開始，聯盟成員已經以“每周一訴”的速度先后在北京起訴中搜、雅虎；在重慶起訴易趣；在上海起訴“很棒小秘書”；在北京、濟南等八個城市同時起訴北京千橡互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他們訴訟的理由都是，這些公司開發的部分軟件屬于“流氓軟件”——強行侵入用戶電腦，無法卸載，殘留部分占用CPU（中央處理器）及內存資源；強行彈出廣告，借以獲取商業利益；偷偷收集竊取用戶在網上的商業情報、個人隱私……訴訟請求也無一例外是“停止惡意行為并向廣大網民道歉，以及賠償經濟損失94元”。

三次敗訴，理由都是證據不足

    北京市朝陽法院認為，董海萍以阿里巴巴公司及國風軟件公司侵權為由要求賠償，應當證明自己的電腦及系統客觀存在損害后果，并且該損害后果只能是因為使用“雅虎助手”軟件引起。
    對于使用“雅虎助手”與損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法院認為，董先生把自己的筆記本電腦在公證處進行了公證，這一過程并未反映董海萍使用的電腦系統是否正版系統、是否安裝了其他可能與雅虎助手軟件存在沖突的軟件等前期情況。因此，董海萍沒有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使用“雅虎助手”軟件的行為與他指認的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記者注意到，今天北京市海淀法院的判決中，法院同樣認為，孫先生用以證明中搜公司侵權事實的證據存在缺陷：孫先生拿自己使用的筆記本到公證處公證，筆記本自身所安裝各種程序以及是否攜帶病毒等情況均不明確。
    “這兩次敗訴，都說我們提供的證據不足。按照侵權之訴的要求，原告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予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自己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孫先生的代理人、上海嘉華律師事務所北京分所律師黃錦深對記者表示。
    “但是，如果按這種舉證要求，國內遭受流氓軟件侵害的眾多網民，可能都無法通過訴訟維權。”黃錦深說：“要求電腦使用者拿著一個從來沒有安裝過任何軟件的電腦去主張自己的權利，或者其安裝的Windows、Word系統必須是正版軟件，這對于國內網民來說，舉證要求太高，幾乎不可能達法院的要求。”
    董海萍告訴記者，狀告阿里巴巴一案敗訴后，自己在補充相關證據后，已于11月30日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了上訴。今天敗訴的兩起案件的當事人也都表示要上訴。

流氓軟件尚無界定標準

    “決定一個案件勝負的關鍵是充足的證據和明確的法律依據。由于我國有關‘流氓軟件’法律標準的缺失和相關侵權法律的不發達，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直接證據，很難出現對網民有利的判決。”互聯法網總監趙占領曾經對媒體表示，公安、文化、信息產業、工商等多個部門，從不同角度都有對互聯網監管權。然而，對“流氓軟件”的監管，實質上還處于真空地帶。
    黃錦深律師也承認，“流氓軟件”涉及很復雜的法律問題，對其侵犯用戶合法權益的現象目前無法從法律上找到支持。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需要相關部門盡快出臺相應的法律法規。
    早在北京朝陽法院對反流氓軟件系列案件做出首次判決后，許多互聯網從業人士、法律界人士表示，在沒有對于流氓軟件的界定標準、沒有權威監管部門出面的情況下，僅僅依靠幾個民間反流氓軟件積極分子，根本無法清除這個網絡毒瘤。
    記者今天下午采訪的幾位研究互聯網法律問題的學者認為，雅虎助手軟件在用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強行安裝在電腦上，而且該軟件無法徹底刪除，殘留文件隨系統自動啟動，干擾其他軟件運行，影響電腦正常使用。只要稍稍用過電腦的人，都會贊成原告的說法，既然“侵犯權益”是眾所周知的，何以“證據不足”呢？其實，這不過是個“流氓軟件”的界定問題。
    這個問題的出現，與我國互聯網整體法制水平密切相關。關于約束互聯網違規的各種法律，長期不夠健全，甚至有的仍是空白。此外，鑒于互聯網本身的特殊屬性，其違法鑒定也相對困難。
    目前，反流氓軟件，除了缺乏嚴謹權威的認定標準，更缺乏一套針對性強并且行之有效的懲罰、懲戒措施。尤其是來自政府層面的技術、法律監管懲罰措施，更是欠缺。
    中國互聯網協會秘書長黃澄清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民間人士定義“流氓軟件”，由于缺乏法律效力和公信力，很難受到廠商認可。

起訴初衷已經達到？

    一審宣判后，董海萍的代理律師當庭表示，敗訴的風險，起訴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法院的這個判決結果，他們認為，也在情理之中。訴訟的目的，不在于案件本身勝訴，而在于引起相關部門對流氓軟件現象的關注，盡快出臺相關的制度，推動相關領域的規范。
    董海萍今天也對記者表示，已經敗訴的三起案件，上訴的結果很可能也是敗訴，但是他們還是會選擇上訴。
    據董海萍介紹，經過幾個月的維權行動，聯盟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
    首先，部分網絡公司作出了正面回應——比如，千橡公司發表聲明稱，其開發的dudu加速器新版已完全采用主動安裝方式，承諾不會捆綁插件、不會彈出廣告、收集和暴露用戶信息等惡意行為；百度、中搜、搜狗、eBay等公司也紛紛發表聲明，表示要與“流氓軟件”劃清界限。
    其次，國內外主要殺毒軟件廠家紛紛表示向“流氓軟件”宣戰。
    再次，維權行動已經引起了相關政府部門的重視，并開始了相關立法工作。上海市政府已經著手制訂明確的“流氓軟件”判斷標準。信息產業部軟件與集成電路促進中心也與反流氓軟件聯盟進行了聯絡，可能為未來的立法收集信息。
    11月8日，以行業自律的方式，中國互聯網協會組織30余家互聯網從業機構共同研究起草的“惡意軟件定義（征求意見稿）”正式對外公布，并在11月8日至20日期間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其中，被聯盟起訴的“強制安裝、難以卸載、廣告彈出”等流氓軟件的特點，均出現在了惡意軟件的定義中。
    中國互聯網協會在公布惡意軟件定義的最終版本后，將組織成員單位簽署并發布《抵制惡意軟件自律公約》，設立反惡意軟件舉報電話，組織會員單位和各省互聯網協會會員單位開展抵制惡意軟件的自查自糾行動，并根據惡意軟件的標準特征組織成員單位開發查殺工具。
    中國互聯網協會有關人士透露，參與制訂標準的企業、單位，不少依然深陷“流氓軟件”官司，但均自稱已與這類軟件“劃清界限”，轉而支持圍剿“流氓軟件”行動。
    本報北京12月1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