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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民營醫院放棄自由定價權和分紅權，自愿捆住手腳，獲得一個非營利醫院的身份，被業內稱為“反向改制”。這個奇怪的現象，是近日“醫療衛生綠皮書”課題組公布的第四份《中國醫療衛生發展報告》中提到的。
眾所周知，民營醫院大都是投資商投資的企業，主要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現在民營醫院紛紛“歸化”，自愿轉型為“不以營利為目的，其收入用于彌補醫療成本”的非營利性機構，到底所為何來？
高稅負下的無奈之舉
“如果按照目前的稅收制度照章納稅，全國90％的民營醫院都要虧本，都沒辦法活。”溫州康寧醫院院長管偉立告訴課題組執筆人。為了避免稅負壓倒自己，康寧在今年年初已經頂上了非營利性醫院的紅帽子。“我們等了5年了，今年如果不轉，再這么交稅，我們要熬不下去了。”
稅收真是壓倒民營醫院的大山嗎？衛生部醫院管理活動辦公室研究員趙淳告訴記者，按照2000年八部委的相關規定，營利性醫療機構基本度過了3年免稅期，如今都到了照章納稅的時候。
“從政策上，這確實沒啥毛病，只是這項負擔過于沉重，以至于民營醫院無法承受，從而違背了國家鼓勵社會資本進入衛生領域的初衷。”趙淳說，民營醫院的稅收被納入到“服務業稅目”領域，1個年營業額3000萬元的民營醫院，1年納稅總額接近500萬元。
可是，一般的民營醫院運行10年左右才會有20％~25％的純利潤，運作3年能有10％的利潤已經算是經營有方。在這種情況下，民營醫院要承擔上述稅收，“似乎有殺雞取卵的嫌疑。”趙淳說。
它的副作用也非常明顯。相比民營醫院，公立醫院每年除了有8％~10％的政府補貼外，還不需要納稅。民營醫院為了生存，不得不經常出下策，以各種欺騙的方式拉攏患者。有些醫院干脆趁3年免稅期內賺一筆就走，這也導致了民營醫院普遍存在的誠信危機。另外，偷漏稅也時有發生。
“做民營辦非營利性醫院，將受到很多限制和約束，但比起以前交稅，總算還能夠活下去。”不少民營醫院已經向有關衛生部門提交了申請，準備轉為非營利性醫院。不久前，河北以嶺醫院也走上同樣道路。
“綁住手腳，總比死掉好”
針對稅收問題，民營醫院方面曾經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而衛生部醫院管理研究所也曾多次對此事進行調研。去年，多家醫院院長曾經聯合遞交過《民營醫院稅收問題建議書》，希望能夠延長3年免稅期，同時制定專門針對醫療特性的稅收制度，而不應該簡單劃入服務性行業中。但這個《建議書》至今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答復。
趙淳認為，由于民營醫院稅收制度涉及衛生部、財政部等多個部門，是個相當復雜的問題。“但反映的幾個焦點問題，還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不過，這似乎是一個過于樂觀的看法。
按照稅收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倪紅日研究員的判斷，至少在5到7年內，被稱為影響民營醫院“生死存亡”的營業稅改革將難以突破。倪說，“民營醫院營業稅的取消，取決于國家對營業稅稅制的改革。營業稅是地方政府的一大稅種，而取消營業稅涉及地方政府和中央利益的調整。因此，在這一輪中國稅制改革的議程中，回避了對現行營業稅的改革。”
曾任衛生部醫政司司長的張自寬則表示，民營醫院稅制改革問題的實質，是國家醫療機構分類管理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的問題。目前民營醫院定位不清楚，直接導致了民營醫院稅收設置上的隱患。他贊同政府對民營醫院嚴格監管，但他認為，醫療機構從來都是公益性事業，制度設計中不應該把醫院分成營利性的與非營利性的。制度設計上應該給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平等的待遇，讓他們能在同一個平臺上競爭，而不是讓私立醫院去“撿剩飯”，去靠投機鉆營掙錢。
現在，剩下的路只有朝非營利性轉變。“綁住手腳，總比死掉好。”一位民營醫院的院長告訴記者。
“非營利”如何名副其實
既然轉型并非出于慈善而是為了自保，那么道德上就不能指望掌聲喝彩。不過，此舉是否在法律上存在不妥？課題組在《報告》中引述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喬新生的觀點。
喬新生認為，按照規定，非營利醫院把醫院的剩余利潤用于人才引進、科研開發和設備升級上，實現醫院后續發展的良性循環，推進了醫院的有序發展。我國的法律也允許民營醫院定性為“非營利”的機構，但條件是財務公開，一切醫療活動透明，接受社會監督。只要能夠真正做到非營利的組織，這對全社會無疑是個利好的消息。
至于人們擔憂投資商的天性是否影響到真正的轉型問題，喬新生認為這種擔憂非常有道理。“對投資商來講，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要么是賺錢的機構，按章納稅，要么是非營利性組織，財務公開、接受社會監督。而不能夠既想賺取很多的錢，又想避稅，這是法律所不允許的。”
另外，他還提到，我國對社會團體主體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雖然有行政法規，但這些法規在現實生活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法律顯得相對滯后。目前，只有嚴格按照國務院頒發的《社團登記條例》的規定，如果登記了社團性質為非營利性，就不能營利。但我國出現的情況是公立醫院商業化，學校暴利化，一些承擔公共職能的機構，像體育館、圖書館，打著非營利的旗號，做著營利的買賣，“非營利”稱號容易名不副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