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多年來保持GDP兩位數增長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居民收入的相對停滯。與此同時,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缺陷,已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貧富兩極分化比較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經濟的低迷使中國多年來依賴的外需型發展模式面臨終結,中國將被迫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內需型發展模式已被列為國家發展戰略。
　　此時,有關部門和專家提出仿效日本上世紀60年代初期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引來眾多關注。事實上,中國能否實現國民收入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大幅提升,是關系到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

　　居民收入增加進入政府規劃

　　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的大背景,是中國經濟要努力走靠內需拉動的經濟發展方式。
　　此次危機影響之下,國內外市場環境的改變迫使中國對現有經濟發展方式作出調整。隨著歐美市場及全球其他主要市場步入調整或衰退,過去幾年內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出口面臨打擊,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思路受到制約。
　　另外,依靠政府投資的增長方式的弊病日益突出。2008年中國政府為應對金融危機推出的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以政府主導投資的方式實現了經濟的“保8”,但卻無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費。不僅如此,以經濟刺激名義地方政府大肆舉債,土地財政模式依賴加劇,而且導致全國房地產市場泡沫進一步吹大。
　　因此,在出口和投資進一步發展受限的情況下,通過調整居民收入分配進而拉動國內居民消費,就成為中國現實情況下的唯一選擇。其重點方向就是如何使居民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內生動力,以填補外需和投資下滑導致的產能過剩問題。
　　而實現這一點的關鍵,在于居民收入能否隨著GDP的增長同步或更快速增加,以及如何解決目前收入的錯位分配與貧富差距。
  　實際上,一方面中國經濟體量快速增加,并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國民并未從國民收入“蛋糕”增大里面獲益,中國人均收入水平較低,貧富分化日趨嚴重。
　　目前中國GDP水平已經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全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18858元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175元,在發展中國家中都排名靠后。中國的基尼系數也較高。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導致中國市場出現一個奇特現象:一方面是居民消費相對乏力,另一方面,中國卻是世界上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市場。
　　正因如此,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此背景下,6月份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員提出了中國版“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該計劃指出,首先,中國具備了實施計劃的基本條件;其次,從實施的路徑上,如果工資年均增長15％以上,約5年時間就可實現工資倍增。
  　這個想法的提出是借鑒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1960年,日本池田內閣為了推動日本經濟的發展,采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建議,宣布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這場新經濟(310358,基金吧)運動成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折點,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標,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為西方世界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強國。
　　在客觀條件上,中國ＧＤＰ增速現在還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均ＧＤＰ已經達到了4000美元,已具備了實行工資倍增計劃的條件。

　　“收入倍增”的三個難點

　　同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實施條件相比,中國尚面臨如下難點:
　　一是民營企業關。對于民營企業而言,資本屬私人所有,有可能拒絕實施政府提出的工資倍增計劃。從現實情況看,民營企業漲工資的權力完全掌握在企業老板的手中,幾年前出臺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在許多民營企業中形同虛設。
　　二是壟斷企業關。通過資源壟斷等非勞動因素獲得巨額利潤的壟斷企業,其員工的平均工資早已大大超過其他行業的平均工資,如果繼續上調工資將擴大收入差距。有數據表明,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少數國有金融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更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壟斷企業若執行工資倍增計劃,必然會用足用活政策,最終很可能導致更大的分配不公。
　　三是物價關。伴隨收入倍增,有可能產生物價“倍增”,事實上將抵消甚至惡化低收入者的生存狀況。現實生活中,物價上漲過快,工薪收入家庭面臨著看病貴、子女入托貴、上學貴以及日常生活開支不斷加大的問題。特別是事關民生的房價,年年攀升,不少城市的房價不斷“倍漲”,因此即使大部分人實現了工資倍增,如果衣食住行的基本物價得不到有效控制,效果也將大打折扣。

　　倍增計劃怎樣實施

　　短期看,政府已采取如下措施著手調整收入分配制度中的癥結:
　　一是調整全國各地最低工資標準。自今年2月1日江蘇率先上調最低工資,到8月18日為止,全國除港澳臺外的31個省份已有27個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僅甘肅、廣西、貴州、重慶沒有公布最低工資調整方案。其中,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上海市為11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北京市為11元,海南最低工資平均增幅達37%,位列全國之首。據公開資料統計,至少有20個省份漲幅超過20%,這在中西部和東部欠發達地區尤其明顯。
　　二是推進工人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按照全國總工會的目標:從2010~2012年,力爭用三年時間在各類已建工會的企業基本實行集體合同制度。其中,2010年集體合同制度覆蓋率達60%以上;2011年覆蓋率達80%以上。對未建工會的小企業,通過簽訂區域性、行業性集體合同努力提高覆蓋比例。7月20日,全國總工會發布消息,今年全總將投入1000萬元,在10個工會試點聘用專職工會人員開展工資集體協商。
　　從長期來看,計劃成功實施須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發展理念上:政府層面必須由經濟增長的發展目標向居民收入增長的發展目標轉變,拋棄現在的“唯GDP”發展理念。
　　二是公共品提供上:要加大公共品投資比重,增加國民的“實際消費能力”,將加大公共服務投入等作為實現“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方式。
　　三是企業效率提升上:破除“國進民退”的格局,改善各類非國有經濟體的發展空間,企業生產率的提高是保證居民收入倍增的根本基礎。
　　四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從制度上遏制兩極分化惡化趨勢,消除公權力和壟斷資源結合造成的分配“拉美化”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