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影響宏觀經濟走向的外部環境、內部結構、社會效果等三個基本前提都已經發生了微妙變化，日益突出了政策調整的必然性和緊迫性。在未來可預見的時間內，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作適度調整勢在必行。
  　明年是“十二五”規劃的頭一年，“十二五”定什么調將會影響未來30年的走向。在這種情況下，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勢在必行。尤其是決定宏觀政策走向的三個基本前提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政策調整的必然性和緊迫性正日益突出。
　　那么，為什么說“十二五”如此重要，會影響未來30年的走向呢？因為這一甲子的中國經濟到“十一五”結束后，正好走過了兩個30年的大階段。到“十二五”開始又將是一個歷史新起點。就經濟而言，影響“十二五”及未來政策走向的三大前提，也就是外部環境、內部結構、社會效果，與前30年相比，都已發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這是分析未來經濟走向的重要觀察點。
　　首先是外部環境問題。外部環境的變化是影響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重要因素。先來看幾個信號。今年稍早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稱，“大家都必須實現再平衡。那些存在對外逆差的國家需要增加儲蓄和出口。那些存在對外順差的國家需要增加消費和內需。”他表示，今后5年要把美國的出口翻一番。為了重振本土工業，美國還提出了“再工業化”的戰略，后又推出了制造業促進法案。
　　來自德國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德國出口同比增長18．2%。其中，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貿易額顯著增長，為德國經濟復蘇注入了強勁動力。今年1月到6月，中國對東盟等新興經濟體的進出口貿易明顯提速。尤其是中國—東盟自貿區建立以來，東盟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今年上半年，中國東盟雙邊貿易增長54.7%，其中出口增長45.4%，進口增長64.0%。
　　透過上述事例可以發現，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第一，中國正在成為發達經濟體平衡貿易關系、加大出口的對象。但中國對發達經濟體的出口則難有起色，只能在別的方面尋找突破。第二，由于發達經濟體開始加大出口、實施“再工業化”戰略，這將對中國的出口和產業升級構成直接挑戰。過去那種依賴外需以求得發展的條件已完全改變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其次是內部結構問題。內部結構的調整是影響中國經濟未來走向的關鍵因素。2008年秋，華爾街爆發了金融危機。表面上看，這是金融領域的事，實際上這是全球生產、貿易及其他經濟關系總調整的標志。從那一刻起，世界經濟便開始了大調整，中國與外部經濟的關系也因此遭遇了“被調整”的尷尬，并發生了深刻變化，并直接導致了自己的內部經濟結構必須作出相應調整。
　　這種調整不是局部的改造，而是整個系統、整個結構的重置，是發展的外源性動力正在減弱與內生性動力需要加強之間的調整。包括這樣幾個方面，一是投資、消費、出口三者關系的調整；二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經濟布局的調整；三是商品及要素市場的調整；四是收入分配關系的調整。這中間，最為關鍵的是要改變非均衡增長的發展方式，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向均衡性增長的方向轉變。
　　這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經濟發展的社會效果問題。經濟發展的社會效果如何，將對未來中國經濟的走向產生催化性影響。從前30年的情況看，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一缺技術，二缺外匯，三缺資本，四缺人才，在這種情況下，采取在少數特區先行先試，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等政策，以此積累財富，做大產業，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事實證明，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在特殊時期，對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國民財富的積累，確實能夠起到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它的負面作用也同樣突出。比如，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及社會和諧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與社會代價也在日益加大。別的不說，僅就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失衡看，問題就很突出。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改變已經失衡的社會資源配置，不慎重處理財富分配的公平問題，不考慮社會公眾對平等發展權的要求，不改變非均衡的發展方式，那是很難再取得公眾認可的社會成效的。由此觀察，當影響經濟走向的外部環境、內部結構和社會效果等三大前提條件都已發生深刻變化時，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作出適當調整就不會是很遙遠的事了。